香港人的情緒問題

天峯醫生 | 2019-10-05
今次風波接連出現破壞和群毆事件,許多人卻寧與家人朋友割席,也不願勸阻「堵圍破」。(黃勁璋攝)

一位在公營醫院任職的精神科醫生朋友告訴筆者,最近這段時間,每一個「舊症」病人(理應是比較穩定的病人)覆診,都要用上差不多一小時以上的時間,這是他行醫近三十年來所未曾見過的。

「他們的情緖真的很差,有些甚至表達有自殺傾向。面對近日新聞報道、電視畫面、媒體轉載,即使普通市民都會情緒不安,更何況這些本身情緒已經脆弱的人士。」朋友解釋。「所以我們都要花上很長時間去疏導他們的負面情緒。即使理解他們情緒低落的原因,也盡可能令他們不要做出任何傷害自己傷害他人的事情。」

朋友說的獨也是,筆者身邊有不同立場的朋友和同事。一邊廂滿腔激情,很熱中地以不同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仇恨、怒火掩蓋一切;另一邊廂卻不欲多見多聽這些關於政治表態的訊息,見到新聞報道也避之則吉,又不願外出,生怕被圍被罵被打。結果家庭撕裂、朋友反目,大家都睡不安、坐不寧。

獨立思考

香港人一向「和理非」。有人卻總要以暴力抗爭,受外部勢力影響也好,經獨立思考自發也好,筆者並不感覺希奇。然而,今次風波已經接連出現破壞和群毆事件,許多人卻寧可與家人、朋友、同事割席,也不願勸阻「堵圍破」,為什麼?

一、對政府政制的不滿

很多人認為,今次事件,修訂《逃犯條例》只是一個導火線,真正的原因是社會大眾對政府施政長期不滿,而當中最受關注的自然是住屋、老人等民生問題。不過,觀乎這場風波至今,包括「五大訴求」,民生訴求味道不濃厚之餘,有人甚至寧願「攬炒」。

事實上,支持這群年輕抗爭者未必主要是基層,當中不乏專業人士,大部分是中產階級,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抗爭者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支援,包括文宣上、法律上、醫療上。中產人士,層面最廣,往往是最要付出,卻又是在社會上最少直接得益的一群,所得到的生活質素亦遠比他們所期望的低。中產階層備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影響也是最深,最為接受西方價值觀,也因此成為最追求「普選」的一群。

他們會問:我們能否給予年輕人將來美好生活的希望;不過,也曾有人問過:我們將來的社會,真的可以交給這些年輕人嗎?

二、對中國大陸的恐懼

接受西方文化的中產階層,對於一群又一群的內地遊客,也是最為抗拒。一方面這些專業人士未必會因內地遊客而直接得益,卻反而感受到內地人所帶來的「剝奪」——行街的空間、生BB的床位、買奶粉的數量、小孩的學位、住屋的選擇等等。所以有人會因為最近某樂園少了大陸客之後不用排隊而高興。

這些不快的經歷令不少香港人愈來愈討厭內地人,他們懼怕內地人終有日會「佔據」香港,有人甚至認為每天150個單程證來港定居配額便是要將香港「大陸化」的鐵證。

以往的優越感受到威脅,加上對內地政制的不認同,亦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有所落差,愈趨加劇對內地的恐懼,再轉化成仇恨。《逃犯條例》修訂其實並不單止是送返大陸,但卻不斷被放大送返大陸的部分。事實上,只要是跟內地掛鈎,都容易挑動香港人的神經——親中就等於違背香港。

因此,很多人覺得全靠這群年輕人, 才能力保不失,令《逃犯條例》修訂不能通過。有受制於「不割席、不篤灰」的綑綁,有出於對「勇武之士」的同情,於是乎出現了「不贊成暴力,但可以理解」的矛盾,不但認同年輕人不聽批評、不擇手段,更變相默許並鼓勵了暴力的延續。最終,是愛他們,還是害了他們?

三、對政治認知的片面

香港有很多大學生、專業人士,縱然是香港教育下的精英,但他們對政治的認知,可能只來自個別已經有立場的評論、懶人包等。加上現代人講求「快」,有幾多人願意花時間去認識不同政制的發展異同和歷史背景呢?

公民責任

於是,在他們眼中,民主選舉只得一個方式,亦即大家口中的「真普選」。但觀乎世界各地,選舉的方式又怎麼會只得一種?每種方式有什麼考量、好處、缺點,又有幾多人曾經深研過?即使是西方的民主發展也有着長遠的歷史和背景,為什麼香港人會覺得香港的民主發展可以一步到位?不要忘記,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多年,也要到差不多最後的十年才讓香港第一次民選立法局議員,民選港督就更加欠奉。有人認為當時港英政府也以公平、平等的方式治理港人,真的嗎?

香港的教育制度至今仍流於「填鴨式」,教學內容並不強調基礎知識,改卷模式也偏重model answer,政治教育更見寡淺。某些立場是容易取得分數,有「另類想法」的同學反而難取得高成績,間接鼓勵學生作單一思考。如果老師片面,即使有獨立思考,學生們也很難不片面。既缺乏深究根源問題的能力,也沒有海納百川的胸襟,結果示威者只會說「缺一不可」,只得一個答案,沒有討論的空間。

亦因此,即使在大學、甚至議會,高水平的政治辯論並不常見,自圓其說、本末倒置、賊喊捉賊式的指罵卻比比皆是。沒有足夠政治智慧之餘,更缺乏包容不同聲音的能力,惟有動之以粗。要麼歸咎政制不公,要麼訴諸圍堵暴力,總之要牽動民眾情緒。

還有,有些人誤以為「民主等於自由」、「違法等於達義」,甚至想到要借助外力,高調去要求其他國家制裁香港。都突顯這些人對民主、歷史及國際政治生態的半間不界。是愛香港,還是害了香港?

四、對公民責任的漠視

政治知識的薄弱和片面,令到很多人只懂說公民權利,而不提公民責任,以為納過稅便是了。

回歸以來,除了政府變得愈來愈弱勢之外,香港充斥着一種「自己大晒」和「仇權主義」的文化,大學生如是、專業人士如是,基本上香港每一個角落都如是。政府有責任,民眾也有責任。是公義?還是其實都是自私的一種?

須知,人類最自由的時代就是原始時代,但當人類走向群體生活,走向文明, 就自然要互相尊重,有所規範。依循規範處理爭議,才是法治的根本。當然,規範的制訂,因應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是絕對有空間商討的。問題是,如果大家都視尊重為無物的時候,還有什麼能力去求同存異嗎?一個不能求同存異的社會,怎麼可能會是個民主的社會?

在這次風波中,警方是唯一執法者,不少人卻只站在示威者位置看警察, 政府又缺乏統籌,加上文宣滲透極不平衡,挑動仇警情緒可說是意料中事,仇警情緒無可避免地成為暴力衝突的延續劑。

勇武派如今難得地得到不少的支持, 反正最後也可以將所有後果歸咎政府,再加上在面罩之下,無怪乎所有的社會道德甚至人性也可盡情放下。

正如上文提及的精神科醫生朋友所說,即使我們是多麼認同病人的想法,也不應該任由他們做出傷害自己、傷害他人的事情。即使我們多麼理解年輕人的怒火,理應勸止暴力。不幸地,民眾未必如此理性。他們可能寧願不斷用年輕人的錯誤去放大政府的錯誤,眼睜睜地助燃香港的自焚。

這個關乎民眾情緒化的問題,請容下文再續。

撰文: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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