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疫」和「隔離」有何不同?

黃天祐醫生 | 2020-02-21
停泊在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乘客早前在船上進行檢疫。截至昨日,船上2名新冠肺炎患者病逝。(彭博圖片)

要有效控制傳染病蔓延,公共衞生學常用的兩個風險管理的措施為「檢疫」和「隔離」,其實兩者有什麼分別?

近期,在2020年初的檢疫例子包括:

1.自2月8日起,從內地來港人士須進行家居檢疫14天;2.停泊在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乘客在船上進行檢疫;3.外國包機從武漢撤僑,回國後國民須在檢疫中心或當地軍營進行檢疫14天。

隔離例子包括:1.懷疑及確診新型冠狀病毒人士須在醫院內隔離及治療;2.正在接受檢疫人士出現病徵時須向有關方面求助,以作出隔離及診斷的安排。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檢疫是針對一些沒有症狀的人,但他們曾密切接觸確診或疑似的患者;或他們曾到訪傳染病發病率較高的地區。檢疫的目的是為了把他們與其他人分隔及限制他們的行動範圍。如果他們不幸出現病徵,可以將他們及早隔離接受治療,避免繼續傳染其他人。

涉及人權與自由

基本上,為了確認曾暴露於發生傳染地方的人,在此傳染病的潛伏期內觀察此等人士會否發病,從而減少接觸其他人的傳染機會。廣義來說,檢疫亦是一項可包括動物和貨物流動限制的衞生措施。

其實,檢疫措施在二十世紀後期已逐漸減少用作大規模地防控傳染病的工具,但由於新發病毒及傳染病大流行,如2003年的沙士、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症、2014年伊波拉病毒等,國際間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檢疫措施,並配合達至公共衞生水平及臨床的控制措施,以控制疫情爆發。因為檢疫包含限制及禁閉,所以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人權和人身自由的問題,怎樣在公共衞生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當事件涉及和影響公眾安全,我們就要衡量自由與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推行檢疫這措施的歷史可追溯到1377年,當時沒有有效藥物可以控制醫治大規模鼠疫,十八世紀後期用於處理霍亂疫情,以及二十世紀初期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歷史上,所有的檢疫行動和控制往往帶有歧視,因為當時的生活水平、醫療科技、藥物診斷等都未成熟,低下階層及社會邊緣化的人往往容易被標籤為傳播者,他們在毫無選擇下被禁閉於環境極差的地方隔離,所以這些人們都設法逃命離開,反而激增了疾病的散播。

既定機制作補償

誠然,現今的衞生檢疫不可跟過往的方式同日而語,現時的措施是根據公共衞生的框架有效地執行,盡量根據流行病學的實證和科學標準,雖然疫症蔓延的初期有很多變數,所以措施亦要不斷更新,以迎合對抗疫情的需要;措施通常亦希望將被檢疫者的人數減至最少。話雖如此,被檢疫的人的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動、生理心理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簡單的例如不能如常上班,影響收入;被照顧者如老人及小童怎樣得到適切的照顧等等,這些很實際的生活問題,都要在計劃實行檢疫措施時作周全的考慮。此外,研究都顯示出,從17年前沙士疫情中,分別在香港及加拿大多倫多接受檢疫的人,一部分人出現了一些負面情緒,甚至患上創傷後遺症等心理問題。

另外值得再探討的問題是,在一個公平社會裏,當一小部分人的人身權利被犧牲以保障其他人的公共衞生時,是否應有一個既定機制,來補償這些被檢疫人士在金錢或非金錢上的損失呢?

雖然各國檢疫往往有當地的法律基礎去支持,但實際實行措施時,不同政府用不同手法,以2003年沙士為例,當時加拿大是勸喻曾經接觸過沙士患者的密切接觸人士作自願檢疫。在內地,有報告顯示當時要出動警力去控制受檢疫人士,限制出入,在私人住宅安裝監察鏡頭,對違反者作嚴厲處分包括死刑。

成為自我檢疫者

當有新發呼吸道傳染病出現的時候,在未有有效藥物及疫苗出現之前,公共衞生措施如隔離、檢疫以及限制社交等,都可有效地減少疾病傳播,減慢社區大爆發的發生,減少疫情對個人、家庭、病人復康、社會經濟及醫療系統服務的長遠影響。當然注重個人衞生亦同樣重要,試想想如果所有人都適當地佩戴口罩和保持手部衞生,各人都在自己的「微生態環境」(micro-ecosystem)成為自己環境的「自我檢疫者」,防疫成效便能夠相得益彰。

我相信檢疫措施這個公共衞生的工具在社會推行間會有不斷的討論,但其於對付新發傳染病控制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要釋除公眾對檢疫行動的疑慮,透過頻密透明和全面溝通是缺一不可的。政府市民上下一心,攜手抗疫,方為上策。

撰文:黃天祐醫生_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會長、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

 

[信健康] 捍衛健康非難事,傳染病毒要留意!【更多健康資訊:health.hkej.com

 

「鑽石公主號」郵輪首批港人乘搭港府包機回港,昨日早上11時多,106名港人已全部乘坐政府安排的旅遊巴到達火炭駿洋邨的檢疫中心,須隔離14日。(法新社圖片)

熱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