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與偏見

天峯醫生 | 2020-04-22
信任其實可能也是偏見的一種。(新華社圖片)

筆者有位朋友的女兒剛從英國回來。

她在英國讀書工作近10年之久,香港未爆發疫情之前已決定回流香港。4月初,她自己覺得有發燒和有喉嚨不舒服的徵狀。然而,據她所說,在她工作的醫院裏,只有在感染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和病人才被准許戴口罩。「你戴口罩只會引起其他人驚恐,也不符合政府和醫院的政策。至於你的症狀,多數是流感而已,過兩天真的惡化才到醫院檢查吧。」她的直屬主管如此告訴她。

她很是擔心,在當時當地,即使只是想做個檢測也不容易。於是她在周末期間自我隔離,心想如果情況沒有好轉便不得不去看醫生。尚幸休息一天,燒退了,喉嚨也漸覺紓緩,心才稍微定了下來。

上星期她回到香港,要在亞博做檢測,期間等了老半天,檢測結果呈陰性,雖然還是要居家檢疫,但總算可以回家。她說在等候檢測結果期間,還獲得一支樽裝水和一份三文治。不過,當朋友問女兒可有覺得香港的檢疫措施比英國好,朋友女兒卻「不願置評」。

香港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由1月23日出現第一宗確診個案開始,首10名確診者均到過武漢,其後10多個案相繼由內地傳入,之後本地爆出多個染病群組,包括打邊爐家族、佛堂群組、酒家聚餐群組等,也包括鑽石公主號確診個案。自3月起,歐美各國始聞爆發,不少人返港後確診,引發本地另一波新群組,包括逾百人感染的酒吧及健身室群組。

根據一份報章4月12日發表的統計,3月中前香港的確診個案還不到200宗,但到4月11日累計達1001宗。這批個案中,近70%確診者曾外遊,最多到過的地方是英國,超過380人,人數甚至比無外遊紀錄的本地個案還要多80餘宗。到過美國的確診者人數約80人;到過法國的也有約50多人。反而,即使經歷過內地疫情大爆發,即使香港政府在2月初未有因「民情」而實行全面封關,曾到過內地或由內地來港的確診個案共約24宗。

墮入兩種陷阱

香港的數字當然不能直接反映各國的疫情程度,更加不能用以確定誰國有沒有隱瞞疫情。但筆者很清楚記得,當內地疫情還是水深火熱之際,不少歐美國家表示疫情被誇大、死亡率被誇大、「這只不過是較嚴重的流感而已」、「病毒對自己國家的影響風險甚微」云云。我們即使善忘,也該記得有籃球明星故意用雙手觸摸訪問現場的收音設備,也有某國家領袖探訪確診病人時逐一握手。要留意的是,當時這些舉動都沒有遭在場人士制止,大家更是繼續微笑輕談,似乎絲毫不在意。

筆者相信,這種誤判,其實源於不信任。

2003年的SARS對歐美以至日本影響很小,當時的中國經濟及醫療能力跟西方社會當然無可比擬。如今中國再次爆發類似病毒疫情,不難令這些先進國家認為,疫情帶來的災難也只因為中國人民衞生意識差所致;嚴重患者多和死亡率高也不過是內地醫療水平不足。此外,很多西方國家的人都會認為病毒只會影響老弱傷殘的人,對年輕強壯的他們來說頂多是小病一樁。說白了,就是「你的情況不適用於我」的隔岸觀火心態。

及至後來自己國家的疫情數字竟然比中國還要高,大家才猛然好像「發現新大陸」,開始明白「病毒不認人」、「病毒面前,眾生平等」的道理。只不過,這個時候又興起了另一種不信任:「我的情況無可能比你糟,所以又是你在撒謊!」

筆者約10年前到歐洲出席一個國際脊椎手術會議,並報告了我們在微創椎板開窗手術(一種用於紓緩椎管壓力的微創手術)的經驗,其中提及我們在手術中傷害到神經硬膜的機會少過5%。一位與會的世界知名教授公開批評我們蓄意少報這個手術併發症的數字,原因是即使在他們這些「世界級」的外科醫生手上,傷害到神經硬膜的機會也不止這個數字。當時名不見經傳且只是區區來自香港的筆者,也只能再強調「這的確是我們的數字」。

事實上,絕大部分外國專家都是包容客觀的,筆者的故事不在於圖說西方醫學的不是,更絕不是表達自己手術的高明,相反,只因為我們經驗少,做起來會特別小心和保守而已。的確,當我們見到一些好像是成果過好的報告,如果是來自非一線的國家地區,包括內地的報告,或多或少會帶點疑惑,就如英語中的too good to be true;反之,如果報告是來自歐美,好像又特別有保證似的。然而,仔細一想,誰人可以肯定非一線的地區就不能有好的成果?又誰人可以確保歐美國家就不會說謊?

我們之所以會容易對某些訊息有質疑,又偏偏會對另一些訊息堅信不移,可能連自己也不為意,原來是因為我們很容易墮入兩種陷阱:(一)歸納法的謬誤及(二)不自覺的傲慢。

歸納法是以觀察一些具代表性的事例或反覆出現的現象為根據,從而歸納出一個概括性的模式規律或分類。歸納法是一種簡單快速的思維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時間也是應用這個方法認識事物。但一定要小心,因為它始終是基於有限的觀察,並不確保結論的必然性。例如:「我的朋友是好人,他們參加了這個活動,於是我會覺得參加這個活動的人都是好人。」再推論至:「你不參加這個活動,你便是壞人。」由於我們很多時只能單靠歸納法作認知,我們由片面所見所聞,而所習慣相信的信念,所依賴作為區別好壞的標籤,所樂見發生的事情,其實都有可能是錯的,但我們更加從未思考過「它是錯的」會帶來的後果。

不幸地,這種簡快的思維方式往往容易被人利用其漏洞,製造出似是而非的「論據」,成為民眾運動用來牽動民眾的誤引。這某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很多人寧願相信一些不實但符合各自期望的資訊和新聞,令假訊息假新聞瞬間有了市場,也形成嚴重的社會撕裂。更甚者,如果我們在立論時以自我為基礎,這個推論更加容易因為自以為是而出現錯誤。就如:「我是天下無敵,你無可能做得比我好,所以你的數據比我好的唯一原因是你撒謊。」

我是天下無敵

首先,前提立論「我是天下無敵」已經未必正確,即使成立,結論「你的數據比我好的唯一原因是你撒謊」也有商榷的餘地。事實上,就算是歐美國家之間,它們的確診數目、死亡數目,也因檢測涵蓋範圍和定義的不同而未能作絕對的比較。

此外,歐美國家疫情比亞洲更嚴峻,絕對有其他實在的原因。SARS肺炎病人的病毒量最高峰是在病發後約第十天,但新冠肺炎的病毒量最高峰卻在頭3至4天。而且,新冠肺炎的病人在發病前一天就已經可以有傳染性。在疫情還未爆發時,歐美國家的人一般很嫌棄戴口罩,原因是他們認為只有病人和醫護人員才會戴口罩,彷彿戴口罩等於弱者所為,也有認為戴口罩代表扼殺他們說話的自由等。加上很多政府初期採取非病重者不用到醫院檢測的政策,令大部分病人在其病毒量最高峰而又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留在社區繼續傳播病毒。

可惜,就如馬太福音中所述:「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我們總只在乎人家的數字,卻不正視自己改進的空間。尤其是以為自己仍然是天下無敵,結果只會令自己更加停滯不前。這種情況放在資本主義和民選政制本身,也可能遇上類似的窘境。

信任其實可能也是偏見的一種,歧視和誤判同樣可以源於傲慢。

顧己及人,惜衣惜食,是良心!

用同一標準量己容人,才是公義!

撰文: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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