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必然疫情

天峯醫生 | 2020-05-20
新冠肺炎一役,香港依然保持值得其他國家和地區借鑑的地方。(路透圖片)

世界著名科學期刊Nature,在今年4月27日刊登了一篇題為Whose coronavirus strategy worked best? Scientists hunt most effective policies(〈誰的新冠防疫策略最好?〉)的文章,甫開始就提到香港:

「香港似乎就如何有效遏制COVID-19傳播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很好的教材。有着750萬的人口,僅錄得4個死亡個案。研究香港抗疫方法的研究人員發現,以每個感染者的平均感染人數來衡量,迅速尋找確診者和懷疑個案、隔離,以及減少社交接觸措施(例如使用口罩和學校停課等),有助於控制冠狀病毒的傳播。」

文章主線是介紹不同的研究團隊試圖分析不同國家地區控制病毒擴散的大小措施,透過結合來自世界各地的數據,比較各國的反應,並對照不同的成效,以便對大流行的每一階段有更準確的預測,進而為不同政府在將來制訂抗疫和民生政策時提供更可靠、更客觀的參考。

先要說明的是,前述那一段關於香港的文字,是文章作者引述另一著名期刊Lancet在2月份的一篇論文。但即使經歷過3、4月份的第二波疫情,香港至今,無論在感染人數和死亡率上,就正如文章所指,依然保持住值得其他國家和地區借鑑的地方。話雖如此,筆者並不是想用此來「抬舉」香港政府、衞生署或者醫管局的防疫措施;相反,筆者意識到可能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本地學者,會立即跑出來說這只是靠香港人自己「自救」的成果。

Nature的文章亦有提到,要理智地梳理出措施和成效之間的客觀因果關係是極具挑戰性的,一來每個國家地區的情況各不相同,二來亦難於確定有多少民眾真的遵守措施。似乎要立時定論出政府與民眾孰輕孰重並不容易,亦不科學。

文章引述主理一個名為LSHTM的數據分析項目的科學家所說,項目所建立的數據庫會將不同研究團隊所收集的訊息標準化。世界衞生組織正跟蹤疾病爆發中所使用的各種控制措施,LSHTM招募了約1100名志願者,負責清理和合併這些訊息。而數據庫也將開放給任何人使用,並不斷地改進。

不同研究團隊有各自的研究方向。例如有團隊收集52個國家地區中約170項干預疫情措施的詳細訊息,範圍從小措施(例如標出2米間隔的地板標貼)到主要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停課)等。他們還會根據不同國家地區在不同COVID-19疫情程度才開始採取干預措施以進行聚類研究。例如在歐洲,研究小組將瑞典、英國和荷蘭列為行動相對較慢的國家。在流行病的早期階段,這3個國家都實施了所謂「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策略,其中涉及很少的措施或只依賴自願遵守的措施;直至後來疫情加劇,英國和荷蘭才轉向更積極的應對措施,包括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鎖等。

窮國措施更嚴謹

另一團隊亦初步發現,相對於疫情爆發的嚴重程度,較貧窮的國家傾向採取比富裕國家更嚴格的措施。例如,加勒比海國家海地在確認首例案件時就即實施封鎖,而美國在首例死亡後兩個多星期才發出留在家的命令。他們的研究人員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的衞生保健系統不發達,它們採取的行動會更嚴格;也可能是疫情較遲到達這些國家,使它們有更多時間向其他國家學習。

當然並不是所有國家願意向人學習,又或是發達國家對防疫措施帶來的經濟衝擊更為着意。基於文化差異,民眾是否接受嚴苛的社交限制措施亦不無關係。

集合這些數據和研究力量後,研究人員理論上便能確定合適的措施及最有效的方法,以便能夠阻止擴散;也可以透過時間的推移,預測隨着添加或刪除某一些干預的措施,感染數量和疫情進程將如何被改變。最終,政策制訂者可以使用這類預測及有關數據來做出適時的決策,包括在什麼時候適合重開學校等。

說到這裏,筆者希望讀者能夠體會到,要推敲出最理想的抗疫措施,不會是「只要做了A,就必然會發生B」這麼簡單!尤其在疫情初期,當大家都對新冠肺炎還未有任何資訊時,莫說摸着石頭過河,根本連有沒有石頭也不知道!即使到了現在,說疫情已經受控可能還言之尚早,更何況要決定什麼時候可以放寬什麼措施?無論是事先張揚抑或事後孔明,也比確實認知容易。只是時間迫切,我們總不能坐以待斃。經歷過沙士,香港人在新冠疫情初期,很快已經自覺地去「搶戴」口罩。雖然今時今日,大家仍在尋找具體的科學證據證明全民戴口罩對於預防新冠病毒的效益,但至少根據香港的經驗,我們又很難說全民戴口罩對COVID-19沒有任何用處。話得說回頭,這其實又可能只是因為剛巧COVID-19有不少無症狀或症狀輕微的「隱形病人」,而這些隱形病人部分帶有相當高的病毒量(注意:這個情況與其他冠狀病毒包括SARS不一樣)。回望3月以至4月初期,許多歐美國家,無論是政府或者人民都不允許沒有什麼病徵的人戴口罩──不是純粹不鼓勵,而是嚴厲的不允許。讀者們又認為誰是誰非?

原來,基於不同文化的背景、不同角度的觀感、不同出發點的考量以至同時段的認知,即使是好像很明顯的事情,也不是必然地人人認同;即使很多人以為是正確的事,原來又不是必然地正確。

此外,在現實世界中,絕對的好人和絕對的壞人並不常見,國家也是一樣。我們通常會根據自己的價值觀衡量其他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正確,然後決定一個人是否好人。但有時,只要某人在一件自己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跟自己的立場一樣,我們就會立即認定他是個好人,跟着很可能就不會再在意這個人所做的其他事是否正確,甚至會「幫忙」合理化那些即使是很明顯不正確的事,反之亦然。

這種只顧跟從個人價值觀的做法,很容易出現筆者上一篇文章提及的因偏見而產生的盲目信任(刊於4月22日)。試想,如果為了個人價值觀,連自己國家的歷史事實都有意無意地扭曲,甚至美化戰爭和侵略帶來的禍害,情何以堪!還有,對於一些太恒常、太必然的東西,就如大氣壓力一樣,甚至會麻木到不知其存在。直至到有一天要靠呼吸機呼吸時,才猛然驚覺原來能吸一口氣也不是必然的。

第十個蘋果效應

最近聽說過一則「第十個蘋果效應」的故事,描述一個在森林裏迷路的獵人,3日3夜都找不到可以吃的東西。就在餓到快站不住的時候,忽然見到一棵蘋果樹出現在他眼前。當他吃第一個蘋果時,他不敢相信自己竟是如此幸運;但當吃到第五個蘋果時,已經變得不以為意;直至食到味道稍遜的第十個蘋果,他開始投訴,甚至把蘋果扔掉。他已經把逃過餓死厄運的那份恩福,當作是他理所應得的了。

在美國,不但用呼吸機要付錢,原來叫救護車也要付錢!在香港坐救護車則是免費的。但對於這種大部分香港人都習以為常的東西,原來是涉及病人去醫院求醫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有幾多人會想到這也可能跟控制病毒擴散有關?

隨着氣候變化,將來大有可能有更多疫症和災害。面對COVID-19大流行的速度和規模,加上複雜的世界情勢,誰是誰非其實可能並不如一些國家為了政治意圖所描述的那麼重要,反正有錯也絕對不會只得一個國家有錯。重要的是要放下偏執,重新感受,學習那些科研人員般的客觀和全面,我們才可共同應對更多挑戰以至其他的社會問題。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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