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的追求平等嗎?

天峯醫生 | 2020-06-17
非洲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短時間內飆升。(法新社圖片)

新冠肺炎在不同國家地區造成的死亡率差距頗大。這個現象本身並不奇怪,但較為令人意外的是,整體而言,一向被視為醫療系統先進的歐美國家,其死亡率卻遠高於亞洲國家,甚至有說亞洲死亡率最高國家的死亡率只有歐美最高國家的約1%。很自然地,大家會開始懷疑這是否與基因有關。然而,如果只是基因差別,亞洲人和白人在單一國家裏的死亡率理應也會有類似的差別,但事實又似乎並非如此。

早在4月,香港已有報章報道,美國部分州份的非洲裔人士罹患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高達七成。5月,美國疾控中心國家衞生統計中心發表的新冠肺炎種族人口統計資訊顯示,美國的新冠肺炎死者中有近23%是非裔美國人,但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其實只有13%。

根據另一份由美國獨立研究機構APM研究實驗室的統計,截至5月27日,在美國不同種族的死亡率確實有差別。白人、亞裔和拉丁裔人口的死亡率都相對接近,分別為1/4400、1/4200及1/4000,唯獨死亡率最高的非裔美國人, 其死亡率達1/1850,為白人的2.4倍!

綜合美國國內傳媒和不同機構的分析,黑人死亡率這麼高的原因,與貧窮、教育程度低、衞生條件差和醫療保險不足不無關係。

首先,黑人多住在城市,較少住在近郊等空曠地區。他們居住的環境通常較為擠迫狹窄,有利病毒傳播。

第二,非洲裔美國人的健康保險覆蓋率比白人的低,享用醫療服務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亦自然較差。筆者在之前的文章提過,在美國,即使坐救護車也要付錢,非裔美國人即使懷疑有新冠肺炎,連送院的費用也難以負擔。不幸的是,可能也因為健康保險覆蓋率不足,加上飲食習慣和其他原因,非裔美國人患心臟病、糖尿病和高血壓的機會也較高,而此類長期病患正是今次疫情的高危分子。

此外,封關、居家令等措施令基本謀生的活動普遍停擺。有美國經濟學家指出,由於工作階層不同,非洲裔和拉丁裔工人在家工作的可能性遠低於白人。他們多數過着手停口停的勞力生活,即使疫情爆發,仍不得不繼續「親身」工作,故此也可能增加感染機會。

更甚者,也是在4月時,一位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IH)非裔女性疫苗研發專家科比特(Kizzmekia Corbett)曾經在網上轉發傳媒一篇講述窮人感染新冠肺炎後死亡率較高的文章,指醫生在疫情下會選擇性救人,而他們往往會放棄黑人。她的言論引起關注,衞生及公共服務部(HHS)當時回應稱會展開調查,以確認事件是否涉及違反聯邦政府的道德指引。

當然,我們不能就此妄下斷語,但數據或多或少反映美國不同種族的醫療保障和生活質素的不平等,在疫情爆發下更加浮面,不過也許只是冰山一角。Rutgers大學公共衞生系助理教授英格利(Devin English)曾經指出:「白人、異性戀的人在美國壽命比較長,這不是因為基因,而是因為體制對白人有利。」就算在許多癌症、糖尿病的罹病率和死亡率上,不同種族也有明顯的差異。如果在被譽為世界上最民主先進的國度裏面,「人人平等」這個應該是最基本的普世價值也不是必然的話,人類要達至真正的民主,似乎還有許多需要再檢討的地方。

醫療保健6個維度

不過,筆者並不是想談論政治制度的問題,而是想先帶讀者們擴闊視野:如果美國在某程度上是世界的縮影,那我們就真的需要憂慮在疫情之下的非洲人民。

世界衞生組織(WHO)在6月11日指出,非洲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短時間內從10萬躍升到20萬,顯示疫情已加速在非洲地區擴散。WHO非洲地區主管莫耶提(Matshidiso Moeti)在一個聯合國日內瓦的視訊會議上指出,從截至6月11日的統計所見,非洲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約為21萬例,死亡人數有5600多人。她表示,非洲大部分國家的新冠病毒主要是從來自歐洲的國際航班帶入。猶幸和其他洲相比,非洲的人口結構較年輕,加上過去處理冠狀病毒累積的經驗,使得非洲暫時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相對較低。

但世衞仍然警告,擁有13億人口的非洲可能成為冠狀病毒大流行下一個疫情最嚴重的地方。大部分非洲國家的公共衞生系統較落後,防護裝備和檢測工具嚴重不足,更加不會有能力自行研製疫苗。可以想像,如果缺乏其他國家支援,等於任由非洲的疫情持續擴大,非洲國家的死亡率便會急速飆升,絕對可以成為人類史上更大的世紀災難,這也是為何WHO不斷強調世界各國需要團結合作,無分彼此!只是,在危難面前,誰真正想維護世界平等價值,誰只是口說公平卻萬事以自己為先,亦同樣地更加浮面。

1999年4月12日發表的一份由香港政府委託美國哈佛大學專家為本港醫療體系所作的全面研究報告,有提及香港的醫療制度相當平等。「從病人的角度看,全港市民不論貧富都能獲得必要的醫療服務。而且不論身在香港何處,大都能夠在30分鐘內抵達醫療服務的地點。」這其實是醫院管理局成立至今仍繼續貫徹政府的基本理念:不會有市民因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照顧。

但報告亦提到,縱使香港有一流的醫護人員和設備,所有人都可獲得最起碼的醫療服務,然而服務質素仍參差不齊。同時,香港亦與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一樣,香港醫生擁有醫學知識、享有專業地位,卻欠缺制衡。而且隨着人口老化、醫療分工日益精細、市民對服務質素的要求提高、新穎的醫療技術相當昂貴,醫療開支將不斷大幅上升。

保健質量最常用的框架之一是醫學研究所(IOM)闡明了的醫療保健6個維度:安全性、有效性、以患者為中心、及時性、效率和公平性。要做到6個維度樣樣皆能固然不容易,但我們也許太過着重制度的建立,卻忽略了另一個重要的元素──人的素質。

有人會說,面對種族間的健康不平等,個人能做的有限。首先我們總得理解並承認不平等的確存在。即使有不少人走上街頭反對歧視,即使有不少人表態支持爭取平權,但一個地方是否仍然有歧視的存在,始終還得要看當地人在個體思維上的主流取態。

標籤乃歧視的開始

多年來,香港的教育只着眼於學術和學術成就,卻在個人德育發展上幾乎完全欠奉。或見不少年輕人會以為偶爾扶扶老人家過馬路、碰到人家小朋友說聲對不起便已經相當「文明」,事實上他們對社區的照顧責任感都很薄弱。可能我們都很着重標籤不同的人,而標籤往往便是歧視的開始,因為從標籤至歸類的過程之中,很容易會以自身的價值觀去評頭品足,從而於對待行為中將自己喜惡的差異表現出來。年輕人如是,專業人士也如是。某程度上,盲目崇拜和盲目抗拒,同樣也是歧視的一種。

與此同時,我們有幾多時候真正關心過弱小社群?我們又用了幾多時間去看不起我們看不起的人?我們爭取公平理想之際,是確實為了社會進步改善而努力,抑或只是想借機去宣洩面對自己不足的不知所措呢?所謂的公義,究竟是為真正追求民主平等的價值,還是只為爭取自己所好的虛擬光環而已?

假如我們能夠提倡多一點對青年人的領導能力培訓,當中包括鼓勵他們加入一些制服團體,多學習紀律、克己而顧人的團隊精神、尊師重道的精神訓練等,這不僅僅是禮儀,而是提高學生的正確品格、力量和思考的能力。

「在我獲接納為醫學專業的其中一員時……我不容許任何年齡、疾病或殘障、教義、裔屬、性別、國籍、政見、種族、性傾向、社會立場或任何其他因素干擾我對病人的責任……」(《日內瓦宣言》)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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