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海嘯Shall We Talk

陳仲謀醫生 | 2020-07-28
香港現時爆發「第三波疫情」,市民須長期佩戴口罩和受防疫措施的束縛,加上社會事件和經濟狀況等,容易令人情緒受困。(法新社圖片)

全世界的疫情至今都沒有放緩的趨勢,香港更爆發「第三波疫情」,連續幾天的本地確診數字都在100以上,總計的感染個案直逼3000,形勢看來相當嚴峻,使到人心惶惶,政府亦加強防疫措施,並預示有關政策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其實,香港的防疫成績到目前為止已經做得不錯,相比於17年前的SARS有299人死亡,其中包括醫護人員,現在只有20人身故,而大部分都是有長期病患的長者。究其原因,當然是2013年後,政府因應SARS教訓成立的衞生防護中心產生的作用,加上市民的自律。

已經歷了大半年的COVID-19,病毒的傳染力在炎夏中反而有增無減,使到很多專家大跌眼鏡。總言之,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算得上是高深莫測,所以大家不能過於信賴WHO的預測──明年初將會有針對性的疫苗面世。

世界的疫情反覆無常,部分專家認為人類極有可能和這個「隱形殺手」長期搏鬥,港人必須有心理準備,要長期佩戴口罩和受防疫措施的束縛。筆者不是擔心市民不能習慣這些限制,而是憂慮「精神海嘯」的侵襲,造成一股令人痛心的「自殺潮」。據以前SARS的經驗,當年就出現歷史紀錄最高的自殺率(100000:18.8):即是超過1000人輕生,比起受病毒感染身亡的人多3倍以上。

本月中,前任律政司司長、現職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在網上(衞生署製作的短片)發表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演詞,有點像他的本色當行── 辯護律師的結案陳詞。但是他的當事人表面是廣大的市民,其實是政府當局,彷彿是「逢人說項」,細聽其中的內容,並無特別新意。在該委員會大約兩年前成立之前,業界中人已經詳細向主席和相關政府的負責官員申述。

黃大律師在這個《Shall We Talk 2020》短片中的重點:社會事件使市民的精神惡化,應該透過討論去解決當中深層次的矛盾。香港兩間大學的精神科學系在10年前展開有史以來最具規模的調查,經過大約3年,發表了一個令人吃驚的報告,指出香港有13.3%的人口患有CMD(Common Mental Disorders,普通精神病),即本地有過百萬人有林林總總的輕度精神病,例如焦慮、抑鬱、強迫症及身心症等。

黃先生更強調在100萬病人當中,只有四分一在公營醫院接受治療,其餘的一係向私家醫生求診,一係「若無其事」(應佔大部分)。這種絕不理想的情況一直都存在,大家明白危機日益嚴重,卻找不到解決的方法。

適當時候做適當事

平心而論,黃主席所述的無疑是事實,全篇演說的主題在於預防港人的精神情況每況愈下。上述結論早已成為精神健康業界多年前的共識,黃律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花將近兩年時間得出相同的結果,例如:筆者在多年前所建議的「四不一無」中的「不準」,就是批評政府只注重治療,而忽略了需要透過教育和宣傳引導市民認識精神健康的問題,以增強大家的防禦能力。

不過,現在香港的形勢有接近「天翻地覆」的轉變,社會運動的衝擊、疫情幾乎失控、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危機,都在損害市民對前景的信心。所以,迅速增強治療系統是當務之急,情形就如《莊子.外物篇》的「涸轍枯魚」;佛經亦有一則故事:一位王子在樹林中箭受傷,他竟然要想通自己為什麼會中箭才肯接受醫治。自然而言,回應「Shall We Talk」,有識之士都會認為「因時制宜」比較合適,答案就是:「Do The Right Things at The Right Time」。

筆者實在擔憂香港在內外交困時,本地的自殺率會創新高。有些人私下可能認為死幾千人,對香港無甚影響。不過,有專家指出,自殺率的高低,是間接反映一個社會生活質素的優劣,可能是社會危機的冰山一角。自殺事件有「傳染性」,不單只是當事人受害,而且會由近而遠產生「漣漪效應」,波及的範圍難以估計。

精神健康業界不能再費時間去坐而論道,所謂「急用先做」,就讓政府中人繼續Talk,慢慢搜集意見,組織委員會,發表鴻篇巨製的報告。筆者預測COVID-19的致命率不會超過SARS的299宗,而自殺事件則有機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有以下建議,供各界參考:

一是,對於防止自殺,政府必須考慮成立「四不一無」的「一無」:就是仿效先進國家成立「精神健康局或公署」,統籌「七大聯網」的行政,利用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或者成立另外的部門,茲事體大,不能迅速成事,政府可以部分回復舊體系,委任一位德高望重、魄力充沛的專業人士充當總顧問醫生或精神健康專員,去協調有關事宜。

團結一致共渡時艱

二是,特區政府在這個多事之秋,無暇也無力處理港人精神健康此類「次要問題」是可以理解的。業界和市民自求多福是應盡之義,但在「精神海嘯」迫在眉睫之時,政府略盡綿力也可以幫助民間的工作事倍功半 ── 解決「四不一無」。

三是,「不均」(各區病人得不到同等的醫療服務)和「不全」(各有關的醫療部門和單位缺乏溝通和協調)這兩種不合理現象,在有一言九鼎的總負責人或組織出現後可望得到解決。至於「不足」是最棘手的問題,縱然政府不惜大破慳囊,也不能解燃眉之急,何況現在正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然,業界不會坐以待斃,所謂「空談無益」,實事求是,立即行動才是正確。

四是,精神健康服務團隊是由多元化專業人士所組成,其中醫生、護士、心理學家、社工和個案經理的數目都是低於國際標準。政府要在短期內增加人手供應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公營醫院精神科醫生的短缺,更為緊張。為今之計是要加強公私營合作,邀請資深的私家醫生返回醫院兼職;適當調配資源,完善醫療效率;增加購買新一代的藥物,促進治癒成效;透過培訓課程,使部分普通科醫生掌握處理一些CMD的臨床技巧。

五是,長遠而言,加強在醫學院的精神學科的教學,鼓勵醫科畢業生加入精神科的行列。

最後,希望港人團結一致,共渡時艱!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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