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之中,誰還在裸泳?

天峯醫生 | 2020-09-16
參加全民檢測計劃的香港市民。(中新社圖片)

香港的全民檢測在剛過去的星期一結束,有超過170萬人接受採樣,當中至少有30多人被驗出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這個數字是「帶有成果」,抑或是「浪費金錢」?

之前的文章(刊於9月2日),筆者分享了以前手術台上的一點體會,在面對危機時要先掌握的4個T,即Truth真實的情況、Trust團隊的信任、Time適切的時機、Technology(Tools)科技(也包括各式各樣可用的工具、方法和技巧,但背後最重要的含意是創新)。

手術台上,面對病人手術位置出現大量流血時,這4個T當大派用場。既要了解流血位置的確切狀況,亦要確保團隊的合作配合;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卻又不慌不忙,也要醫生團隊熟知不同技術、方法,加上適當的儀器協助。當一切掌握後,最後還得靠手術團隊實踐,才能真正為病人化險為夷。

要實踐,並不能只停留在紙上談兵,也不能乾等齊4個T才動身,尤其在不斷變化的情勢下,我們要學懂不斷地審時度勢。有時我們不得不在有限的資訊下作出當刻最合理的決定,不得不在反對聲音下仍要立定決心,不得不犧牲某些時間去爭取日後更大的空間,不得不回到最基本原始的行事方式。整件事情其實可以極為動態,亦互相牽引、環環相扣。

有一次,同事為一位女病人做切除腦內血管瘤的手術,那是一個很大的血管瘤,手術的目的當然就是要切除整個血管瘤,病人才能免卻日後突然腦出血的危險。手術開始時很順利,但不幸地血管瘤在手術中途破裂,出現大量出血的情況,以致病人開始出現血壓偏低。

在這種情況下,醫生一般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以最快的速度繼續把整個血管瘤切除,這原本就是手術的目的,但風險是,流血面積擴大,病人隨時因失血過多而有生命危險;第二個選擇是盡量將流血的位置按壓,或把部分供血給血管瘤的主要血管止控,然後先把傷口逢合,留待日後病人情況穩定下來,再另覓一天做第二次手術,才把剩餘的血管瘤切除。

同事當時仍然希望繼續努力,盡量想一次過把血管瘤整個切除,因為他覺得這是最初這個手術的目的。

忽略背後目的

問題是,病人狀況已經出現反覆,這個情況與原先手術初期病人穩定的情況已經不同了。在當刻看來,血管瘤還有一大部分未切除,筆者不得不提示了同事:「現在最重要的是讓病人安全地離開手術室。」同事頓時停了一下,幸而他很快就表示明白和認同,於是大家一同努力把流血的部分止住,即使知道血管瘤還未完全切除,也先暫且完成手術。最後,該病人也要經歷多3次手術才能把整個血管瘤清除掉。

我們常會以為切除血管瘤是手術的目的,所以如果手術未能完全切除血管瘤便是手術失敗,或者代表醫生辦事不力。此外,當我們全情投入時,很容易像把頭栽進一個山洞,只懂不停地鑽,慢慢地可以連方向也走錯了,結果愈鑽愈遠,甚至出現「收唔到科」的情況。

看到這裏,希望讀者們明白,手術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病人的安全。手術其實只是一個方法,或者說是手段,用以切除血管瘤,令病人不會出現因腦內血管瘤破裂而出血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包括中風、癱瘓甚至死亡。

眾所周知,手術可以帶來風險,惟其好處是如果順利的話,成果最一勞永逸。其他方法的風險可能較低,卻未必可以完全排除再出血的機會。

醫生的第一個責任是,根據病人的個別情況,建議對病人最有利的方案,在風險和成效之間作出最佳平衡。選擇了手術作為治療方案後,醫生的第二個責任便是在最佳的環境下為病人做手術,達至手術最高的成功機會,並將風險減到最低。然而,手術途中情況可以有不同變化,醫生的第三個責任便是能夠隨機應變,不能盲目為求切除整個血管瘤而置病人的安危不顧。

不要以為這些是很顯淺的道理,很多人往往為了面前但短淺的利益,而忽略了事情背後卻更實在的目的。

香港的全民檢測在剛過去的星期一結束,有超過170萬人接受採樣,當中至少有30多人被驗出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這個數字的評價,恐怕與計劃初推出時的分歧意見並無兩樣,即支持的人會繼續支持,反對的人會繼續反對,因為彼此的駐腳點根本不同。也因為駐腳點的不同,批評的人背後也有不同的目的。他們有的會以一些所謂公眾利益作為表面的目的,令公眾容易質疑抗疫方案的成效。有時甚至連政府自己,也會像把頭栽到山洞的醫生一樣,把自己原本深層的目的也忘卻了。

全民檢測其實也只是一個手段,用意為提升香港對新冠病毒的檢測能力,其背後的最終目的,是為香港應對隨時會再來的第四波、第五波疫情作好準備。

控制整體疫情

坊間有許多人認為,封關是應對疫情的最佳方案,甚至以為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須知道,封關要成功,最基本是自身社區的個案要絕對歸零,否則便唯有靠「禁足令」。此外,假設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還未受控,要令疫情控制得以延續,封關便要持久,社區內便要承受長期跨境人流停滯所帶來的民生和經濟上的衝擊,這是說香港與世界各地的跨境人流停滯(反而不是內地)。英國人明顯已受盡禁足、封關之苦,這也許是英國人民非常歡迎政府計劃實行全民檢測的原因。筆者同意許教授所言,全民檢測如果配合禁足令會更見成效,只是從民生和經濟上還是要取得某程度上的平衡。

也有人提出,全民檢測無論在經濟效益上或執行認受上都不及高危群組檢測。筆者同意這一點,事實上有不少公立醫院亦已慢慢增加和擴大檢測入院的人士,由初時只檢測高危群組,包括院舍的有症狀病人,至現在一些沒有症狀但或會在治療過程中帶有風險的入院病人。但要明白的是,全民檢測和高危群組檢測兩者的性質根本不同。前者是篩查,為找出社區隱性患者和傳播鏈,也為社區整體的疫情作一次快相速影,後者則為針對性檢測,以達「早識別、早隔離、早治療」的方針。兩者雖然不同,但並不互相排斥,更加可以相輔相成,只是兩者都同樣受制於全港整體的檢測量。

香港今次的全民檢測,雖然不能完全篩查出所有隱形患者,但至少可作一定程度上的參考,也可為接下來提高整體檢測量或針對高危群組檢測提供經驗和數據。純然的檢測總人數和陽性個案數目並不完全反映其成效。整個計劃成本亦需要與因為長期封關(即使是局部封關)或限聚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作比較。

誠然,全民檢測確有不足之處。筆者認為在時機上,這個全民檢測如果可以早一些,譬如說在第三波疫情初升時實行可能會好一些。還有的是,檢測數量很大程度上依賴民眾的公民責任感。筆者不反對以自願形式接受檢查,但不幸地在民粹政治氛圍下,有不少人以否定檢測來貫徹其反政府的思維,情況有點類似美國人以是否戴口罩來區分特朗普的反對或支持者。加上政府的行事決心和宣傳策略性仍嫌不足,未能為群眾接受檢測提供足夠誘因,檢測總數能夠逾兩成人口已屬不俗。

雖然仍有不少人認為全民檢測未達標,但全民檢測背後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整體疫情,令市民盡早回復正常生活,檢測本身也只是整個抗疫的其中一環而已。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期時,政府已學懂利用不同的社區隔離設施,醫管局也有了亞博作為加強社區治療設施的經驗,公立醫院的同事們亦具備更豐富的專業知識,再加上香港這次所增進的檢測和策劃能力,這些都為日後可能再出現的疫情高峰期作好準備。

若果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讓大多數人自由快樂地生活!」又有幾多人願意停一下、明白和認同呢?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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