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付精神海嘯（二）

10月1日，在澳洲召開的有關「防止精神海嘯」視像會議的首五大重點，已經在前一期（見10月6日本欄）詳述，本文會接續介紹上期未觸及的部分（另外五大重點）。

時過兩周，形勢又有轉變。南半球的冬天已過，雖然南美洲的疫情依然故我，但澳紐有大大紓緩的趨勢；歐美疫情復熾，病毒又想作「第二波殺戮」。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每日發布的數據似乎已經令人麻木。總的來說，這個全球瘟疫的高低起伏，人類始終未能有效防止它的傳播，遑論研發疫苗和針對性藥物。事實上，COVID-19在數以百萬計的傳染過程中，早已變了種（基因排序的變易，即所謂mutation）。大部分專家都認為病毒的傳染能力大大增強，但殺傷力就有下降的跡象。

最近收到英國NHS緊急呼籲，謂不論專科、普通科或醫科學生都要盡快掌握處理精神病人的知識，可見地球兩個相距甚遠的國度都準備應對「精神海嘯」的突擊。英倫和澳洲同文同種，對精神病也很重視（英國醫生對病人的比例雖然未達世衞的標準，但也相差不遠，約為1：12000），不過兩者對「精神海嘯」的出現都作出高度戒備。

用家成為輔導員

澳洲政府另外5個值得學習的地方：

1.資源應用有效和到位。有時政府對某些項目的投資未必能得到預期的效果；特區政府大量撥出公帑支持本地教育發展，但成效為多方詬病，就是一個好例子。換句話說，資源應用是否有效和到位，絕對要在乎用家的反應，這便一定要在實行各項措施前盡量詳細諮詢他們的意見。在上述的視像會議中，5人之中有2人既是用家（user），又是服務提供者（carer）。這兩位人士先前是精神病患者，完全康復後，志願成為有關服務的輔導員。他們對精神病人的感受和各種需要或協助最為清楚。反觀香港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就鮮有精神病康復者被政府招攬作為委員。本地有關當局必須向澳洲學習，委任更多有親身經歷的人參與政策的制定，才能真正關顧到病人的福祉。

這個研討會不是急就章只針對疫症當中市民的精神問題，而是有長遠的計劃，尤其是要訓練直接面對精神病者的兩類工作人員：

一是積極鼓勵醫科和護士學生畢業後投身精神健康服務界；二是游說家庭（普通）科醫生進修有關精神醫學的知識，以便壯大有關的服務團隊，以應不時之需。本地的醫療教育機構和聘用者從來不會過問畢業生的專業取向，一方面當然是尊重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另一方面又可能是缺乏長遠部署人手的策略。

其實，兩間大學的醫學院都有培訓家庭醫生，以便他們掌握一定程度的精神科臨床知識，服務社區。可惜，基於種種理由，這個名為「社區精神醫學深造文憑」的課程不獲有關當局的大力支持。學員在繁忙工作之餘，每星期要上課，當中還包括臨床訓練，是相當困難的。還有，中大亦提供一個為期兩年的精神科學碩士兼讀課程，供合乎資格人士報讀。雖然，上述兩者都不會成為精神科專科醫生，但對本界別的人力供應起着積極的重用。就以足球比賽作為比喻，這些受過訓練的醫生好像防守中場球員一樣，截擊部分CMD（Common Mental Disorder，普通精神障礙，例如抑鬱、焦慮和強迫症），遇到較棘手的病人則會迅速轉介給專科醫生處理，形成固若金湯的後防，使守門員更有信心撲救險球，補漏拾遺（防止意外，特別是自殺事件的上演）。

筆者建議當局在財政上，支持有興趣修讀該等課程的公私營醫生，加強當中的密度、廣度、深度和實際臨床練習的時間。

訓練執法者應對

2.訓練執法人員處理嚴重精神病患者病時能知所應對。患有SMD（Severe Mental Disorder，例如思覺失調、妄想和躁鬱症）的病人，往往對自己的病情（病識）一無所知，而家人大都在緊急時手忙腳亂，唯有報警求助。香港的警察學院應該沒有如何處理具有攻擊性精神病人的訓練。所以，當警察到場，對事件只能愛莫能助，多數是調停安撫一番後便「吹雞收隊」。記得多年前，有病人病發，家人報案，警察來到時，病人情緒似乎穩定了，帶隊的警官以為沒有危險，未及將病人送院治理，而發生了可以避免的慘劇。2015年5月9日，美林邨一名老翁在遛狗時與人爭執，慘遭擊斃。警方迅速逮捕了一個木訥的青年，控以謀殺罪。幾經波折和遭外界介入後，調查得到嫌疑犯有不在場的證據，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智障者，在拘留審查中未能依時服藥，沒有可能提供完整的文字口供。

近來美國發生不少「警暴」事件，據說其中多涉及黑人服食精神科藥物後不能自制，白人警察又缺乏相應的訓練和知識，最終釀成連串命案。

3.澳洲社會對精神健康服務有萬二分重視，所以民間有很多人自發組織「志願團體」（或稱之為「非政府組織」NGO），去幫助精神病人。他們的熱心是值得嘉獎和敬佩的，但是，經過當地學術機構的研究，這些眾多的NGO服務多有重疊，猶如浪費資源。所以研究報告認為，為了強化NGO的輔助功能，集中資源處理最迫切的問題，莫過於成立一個統籌機構，化零為整，去協調整合所需的工作，做到事半功倍的後果。

4.香港也同樣有相類的NGO，大小不一，為數約有120個，它們得到社會福利署的支援有很大的落差；最不理想仍是各自為政，未能善用資源，遑論給予consumers和carers最貼身的服務。精神健康服務需要由多元化的專業團隊組成，相互之間要有充分的合作和溝通，職位要固定，才能建立彼此的信心，否則會影響雙方的互信。

資助不足被標籤

5.香港雖然號稱是個國際化城市，但社會對精神病人的包容和接納，和一些先進國家比較，相差甚遠。

就以「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為例，它們在1999年成立，成員約600人，但政府每年提供的資助極少，用來租賃一個單位作為會址也不夠；加上標籤效應，他們都不大願意以「過來人」的身份向社會大聲疾呼，打破隔膜，提出合理的訴求！這和澳洲的users所受到的重視真有天淵之別，本港必須引以為鑑。

撰文：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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