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與立場之間
從上文醫院病人聯絡主任的故事中(刊於10月28日),我們也許體會到,作為一個處於病人和醫院之間的人的辛酸。醫院要做到關懷而又被信任,愈來愈艱難,當然,這種關懷與信任的問題,又豈止於醫院和病人之間?
病人病情出現問題,其實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例如本身的病情嚴重,即使醫療科技如何發達,還是有許多「無能為力」的病症。又例如病人的其他身體狀況,就像一艘破舊的大船,風平浪靜時航行還可以,一遇風浪就問題百出。
此外,即使世上最好的外科手術,還是會有發生併發症的可能。原則上,所有醫療步驟都會有一定的風險。當然,有時醫療系統確會有機制上的問題,醫護人員也會有出錯的機會。
凡此種種的理由,很多時都要透過一個客觀中立的小組去調查,才能確定事情的真相(關於醫管局對於醫療事故的處理,包括根源分析調查,可參閱筆者刊於2017年7月15日的〈香港醫療真的比20年前還差嗎?〉一文)。之不過,有些病人家屬往往有預設期望,可能是基於對病人安危的擔憂,又或者是因失去至親的悲痛和憤恨,總之就覺得醫院一定要負責任。當他們預設認定是「有人犯錯」,他們就很難再客觀地理解其他的可能性。
若果將視角拉高一些,讀者們或者不難察覺,這當中除了牽涉到信任之外,其實也涉及彼此的立場。彷彿因為醫院與病人在發生事故之後,大家的立場便會變成對立,大家的利害觀點變得不同,於是出現了「醫院解釋也只為自保」的觀感。有了這個觀感,除非醫院承認錯誤,否則所有解釋都只是砌詞,不可信!
回顧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至今,最困難的時候是疫情初期。除了因為當時對新冠肺炎認知有限之外,或多或少也與立場問題有關。當時正值社會事件的後期,許多醫護人員對政府、對醫管局,以至對醫院的信任很有保留。
若果我們繼續用一個較高的視角俯瞰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也許會看到一連串不斷重複的劇本。當人民反對政府的某一項施政,自會引發不滿的聲音。反對人士希望透過這些不滿的聲音,務求令政府讓步。
筆者希望讀者明白,筆者並不是想批評任何政治立場的對與錯,只是想純粹客觀描述一些社會事情的發生,且這些事情並不單單只在香港發生,世界各地都在發生,包括美國本土也在發生。
對「當權者」不滿
現實中,差不多所有社會都一定存在着不少矛盾,任何地方都會有各自不同的深層次矛盾。反對者常常會試圖利用某一議題引發足夠的聲音,又或藉靠引爆更多其他對「當權者」的不滿,務求能夠觸發起強大的反對政府情緒。既然要牽動情緒,時間愈急促,聲勢愈浩大,對反對者來說愈有利。所以,大家對原先引起不滿的施政議題是否有同一看法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要有一致的立場——反對現有政府。
若反對者成功,社會便會瀰漫對「當權者」的不滿,無論政府官員要做些什麼,都會刻意阻撓,令「當權者」舉步維艱,「好事也變成壞事」,以證明「當權者」的確無能。結果社會陷入「塔西佗陷阱」,民眾對「當權者」的任何施政或決策都質疑、抗拒。反而,那種本應「為民眾謀福祉」的原意卻變得愈來愈渺茫。
畢竟情緒是容易隨住時間冷卻,為了鞏固大眾反對政府的情緒,便要不斷注入「政府的不是」,以維繫大家不信任政府的「正確性」。其實要找到真正的「政府的不是」並不困難,但很多時卻不及「創造」出來的指控更具感染力。一來前者畢竟比較被動,更重要的是後者被擴大的空間實在大得多。
讀者可能會問,民眾會相信「創造」出來的指控嗎?答案不幸地是——會。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大多數民眾自己其實是無能力去探求真相,結果他們只能靠信任「信得過的人」,而「信得過的人」往往就是「同一立場的人」。
反過來說,若要贏得民眾的信任,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將自己塑造成和民眾持同一立場的人。有很多就着不同社會議題的民意調查,都會問被調查對象的政治取態,然後就能夠看到不同政治取態的意見偏向。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不認同口罩是有效的防疫措施。這種現象看似理所當然,但其實顯示了立場偏見的普遍存在。
另一個方法是透過順應民眾的期望去誘使民眾認同自己的立場。例如民眾希望得知真相,但民眾自身很難找到真相,於是只要揚言要尋求真相,加上不斷打擊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自己就可以輕易得到民眾信任。若果有人拿出一粒藥丸,說吃了就能看到政府黑箱的真相,不要奇怪真的會有人願意吃下那粒藥丸。此外,要增加自己的可信性,牽動情緒是不可或缺的助燃劑,大聲疾呼、聲淚俱下,一時間令看眾無法分清真假,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總是會有市場。
第三個方法就不能不提傳媒的影響力。一般的感覺,市民的聲音總是弱小的,所以需要令聲音得以凝聚、放大。傳媒絕對有「放大」的功能。除此之外,傳媒更能掌握民眾的脈搏,更能關顧民眾的疾苦,但傳媒亦是最能牽引民眾的喜惡。所以作為「第四權」的傳媒,更加有責任去尋求真相、去「fact check」,當然亦需要闡述自己的觀點。不過,任何的觀點和分析都必須專業、客觀、全面。問題在於:傳媒是真的願意繼續以客觀事實為本,抑或其實只是以宣揚主觀立場為實?
不難想像,就算是「fact check」,態度上也可以跟立場有關。同一個大國總統,同樣是從來沒有提出相關證據,對於他指控他國企業的安全問題,與對於他指控自己國家出現選舉舞弊,不同傳媒的「fact check」態度,都可以有着明顯的不同。如果因為無理指控對自己有利,就任由這些指控亂竄,結果只會令世界充斥更多無理指控,終歸還是會燒到自己。
在社會被不滿和撕裂的氛圍籠罩之下,即使是原本應該最懂得客觀的科學家,也容易誤墮「立場偏見」的謬誤之中。民眾不懂口罩的重要性猶可明白,有醫護人員卻硬要為難全民檢測就確實令筆者費解。當在立場掛帥的情況下,即使是專業人士,也很容易忘記了自己的專業責任和角色,甚至可能會盲目地利用自己的專業便利去推動自己所認同的立場,真的是對嗎?真的是有利於社會嗎?
須小心求證
科學精神的可貴,就是只會尊重客觀事實,只會基於確切證據來作定論。我們不妨大膽地假設,但就一定要小心地求證;不能讓社會只充斥大膽的質疑,卻剩下輸打贏要的求證。
當我們把視線重新回到香港新冠疫情的初期,不少醫護人員無可避免會對病毒有所恐懼,但也在某程度上基於對「當權者」的不信任,不斷質疑醫院的個人防疫保護裝備不足;另一邊廂,有確診病人也許因為同樣理由,不斷質疑入院程序,以至挑戰各項醫療服務。所以筆者說那個時間對於公立醫院來說是最艱難的。
然而,作為醫院,當然不能任由不信任蔓延。除了關切誠懇、前後一致、清晰易明的解說,還得要加上全面客觀的資訊、實在健全的機制、一視同仁的規則和監管,以及適時的公平公正公開,都是真正爭取到與同事、病人相互信任的條件。
現代人對身邊事情的信任取決,並沒有因為科學進步或者社會開放而變得更客觀,反而變得更加建基於自己預設的立場。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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