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天峯醫生 | 2021-01-06
再好的機制也得要上靠決心、下靠齊心才能執行到位。(彭博圖片)

「疫症」本來是現代社會,尤其是對已發展的地區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情。2003年SARS突如其來,在包括香港的亞洲地區肆虐逾半年。相隔17年,新冠病毒(COVID-19)來襲,既有前事經驗,加上科技進步,照理應該更易應對。結果,新冠比起當年的SARS更加震撼,牽涉的地區遍及全球,時間更長,至今未消。如今踏入2021年,除了疫苗,我們還欠缺什麼?

「乍暖還寒,身邊有不少同事和朋友都病倒了。讀者們大都知道香港踏入冬季,便是季節性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的高峰期。」這是筆者在2020年第一篇文章的首段(〈健康無小事〉,刊於2020年1月18日)。當時內地當局剛證實首先在武漢發現的肺炎是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致,並公布了新型病毒的基因序列。

如今一年過去了,香港第四波疫情雖然有放緩趨勢,但確診數字下跌的速度相對緩慢,也不時有反覆,加上仍有源頭未明的個案,又接連有長假期,因聚會而忽然出現群組爆發的危機仍然存在。

2003年,SARS突然掩至,當時香港瞬間淪為疫區,疫症肆虐半年期間,市面慘淡,醫療體系更是措手不及,很大程度上是沒有先例可援,疫情最初時,甚至連是什麼病源體引起這麼嚴重的肺炎也茫無頭緒。淘大花園、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等的爆發至今仍令人毛骨悚然,更令人痛心的是當年有不少醫護「中招」,他們大都病情嚴重,幾位因工殉職的醫護人員名字至今仍銘刻於港人深心處。

當年SARS抗疫過後,社會有不少聲音質疑政府及醫管局處理疫症的手法,催生出前後共3份調查報告:特區政府委任的英國專家委員會報告、醫管局成立的檢討委員會報告,以及後來由立法會主導的《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報告》。3份報告的建議都主要環繞對大型傳染病的監察、通報、應變,以及與公眾溝通的機制,務求令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在日後可能再次出現大型疫症時,能夠有足夠的備戰能力。

應變機制

政府事後確實推動了不少改革,包括2004年成立衞生防護中心,其職務包括防控傳染病、預防疾病和促進健康等工作。同時,也提升追蹤和通報的系統,除了有醫管局在SARS期間開發的「SARS電子資料庫」(e-SARS),也有及後的「傳染病資訊系統」(CDIS)。e-SARS是一個可供追查醫管局各間急症醫院入院資料的數據系統,目的在於盡早追查與患者有接觸人士,以作適時隔離及治療。CDIS簡化了傳染病呈報機制的步驟,將現行疾病監控系統集合在一個綜合電子平台,令任何公立醫院及醫療機構的註冊醫生,均可以經過該系統呈報傳染病個案。

應變方面,由2007年7月1日開始,醫管局取消了SARS後的「綠、黃、紅」三級警示機制,實施與政府配合的三級應變級別,依序是「戒備」、「嚴重」及「緊急」應變級別。3個應變級別各有相應的指揮架構和公立醫院安排。例如「嚴重」應變級別啟動後,政府會設立督導委員會,負責協調衞生署、醫管局及各間大學的抗疫工作,就整體通訊策略發出指示,由食衞局局長負責領導;公立醫院則會限制探病時間,前往公立醫院和診所人士必須佩戴外科手術口罩等。當應變級別由「嚴重」提升為「緊急」後,督導委員會便會改為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所有公立醫院病房則謝絕探病,在必要情況下,訪客可能被要求登記身份,以作日後跟進。

設施方面,醫管局亦增加了隔離病床,並為一些公立醫院病房、手術室、深切治療部及急症室等設施進行改善通風工程,也制定一系列負壓病房的標準,作為新醫院設置的準則。不過,只有在瑪嘉烈醫院興建了傳染病大樓,而非原來計劃興建3座傳染病大樓。至於所有基本個人防護裝備,醫管局也承諾會維持疫症爆發時每月最高消耗量3倍的存貨水平。如此看來,香港面對新冠肺炎來襲,似乎理應有相當準備,有能力比應對SARS時做得更好。

不過,在過去一年,當然不能說香港完全沒能汲取到SARS時代的教訓,但要說我們應對得游刃有餘又好像是相距甚遠。其實政府早在去年1月4日已公布「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並將本港應變級別由「戒備」提升至「嚴重」。隨着香港在1月23日出現首宗輸入確診感染個案,1月25日便進一步提升應變級別至「緊急」。與此同時,CDIS亦一直發揮作用。頓時間全港醫護已進入戰爭狀態。

至於個人防護裝備方面,原本醫管局蠻有信心,因為當刻真的存備了豬流感用量3倍的存貨。可以說,在第三波來臨之前,香港挾住SARS的經驗和之後的改善工程,應該有相當高的加分能力。只是,世事永遠不會是如此單純,歷史也不會完全照辦煮碗般地重演。

心態不同

SARS的3份報告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查找不足」,有結論認為疫情控制不理想的主因是缺乏應有機制,但亦有批評認定疫情控制不理想一定是有人辦事不力,甚至開宗明義調查是為了針對個別政府官員或管理層。尚幸3份報告都提供了許多機制上和系統上有用的改善建議,令香港應對是次新冠肺炎至少在機制上確實比SARS時進步不少。但世上並沒有完美的機制,而且再好的機制也得要上靠決心、下靠齊心才能執行到位。即使是3份SARS審計式的報告,也萬料不到香港人在心態上與SARS時已不能同日而語。

首先不得不重提,當時適逢社會運動後期,市民普遍對政府信任度極低,更不幸的是,不信任政府的市民當中也包括一些醫護人員,所謂齊心抗疫或多或少都打了個折扣。

此外,SARS帶來的經驗並不一定是正面的。新冠疫情之初,有說法「要與病毒共存」,令人覺得「清零」好像未必現實。同一時間,有不少人以為新冠肺炎也會像SARS只肆虐半年左右,待天氣轉熱後就會轉好,或最多只會再在冬季偶一爆發,這也許解釋了為何今次疫症沒有如SARS般令股市和樓價大跌。誰知SARS之所以突然消失可能只是幸運而已,而那種缺乏積極清零的決心似乎也只能帶來社交限制措施不斷張弛循環的局面。

也由於SARS時的醫護感染和死亡率的關係,不少醫護,尤其年輕一輩,在新冠疫症之初就已經聞風喪膽,這也許間接引致疫情初期時的個人防護裝備用量激增,加上各地都搶購裝備,形成採購困難,連醫管局也不得不告急。

久疏戰陣

SARS後的調查也許亦令人戰戰兢兢,SARS後調查其中一個難題是當時許多文檔紀錄不齊全。然而,在如此整整一年的作戰狀態中,你寧願為了日後審計而花時間在文檔紀錄上,抑或先集中精神對應當前的戰鬥?

但最關鍵的還是,SARS之後所產生的機制和設施在過去17年都未曾真正派上用場,即使是中間有豬流感也只是小巫見大巫。標準隔離設施的運作成本不菲,也佔用不少空間,在不是「打仗」的時候其實可以是個浪費,也曾備受批評。感染疾控機制平常不會預留人手,在執行上,過去的17年未受真正考驗,自然亦難培養出「實戰」基因。雖說成立就是正正為了這一役,但偏偏到用得着時又「久疏戰陣」,要霎時提升戰鬥力自然要更大的決心和齊心。

如果缺乏執行能力,疫苗也未必能夠為這個疫情畫上句號。要如何提升決心和齊心,下文再續。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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