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衞生

COVID-19病毒帶來新冠肺炎。如果罹患者的人數不多，那只會是小問題。有人病了，針對這個病，想辦法去把這些病人治愈，不就了事了嗎？但如果患病的人很多，就變成了大問題。再者，如果此病能夠在社區裏面傳染開去，問題就更大了。到那個地步，針對疾再而去醫病，固之然需要做，但在整個社區中制止這個病的傳染，更需要正視，更須盡快找出對策。

兩者比較，哪個更重要？照理說，治病本應是重要的，面對一個瀕危的人，把他在鬼門關之前拖回來，必然是十萬火急。但是，縱然是將病治好了，救的只是一個人；如果這個病傳染開去，牽涉到的是更多的人。治好個別的病，不單單只可以說是治標不治本，在整個社區而言，可能更是捨本逐末。個體的病情是「末」，疾病在大環境中傳開去，引致壞後果的情況是「本」。因此，在社區中，想辦法令疾病被困起來（contained），才是捨末正本的正確方針。

例如以現在流行的COVID-19病毒來說，在社群之中，防止一個人傳給另外一個人，必然是根本的對策之一。具體來說，也就是包括了社區隔離、避免接觸、戴口罩、勤洗手等等。這些其實都是朝着環境衞生方向要做的舉措；而事實上，西方國家早在十九世紀中旬，已經開始留意這類問題。中國要待二十世紀初，才開始認識到環境衞生的重要。

不妨聽一聽梁啟超怎樣形容。他說英國人「至1842年變政，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之多寡；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而講割紮……學堂通貨，皆兼衞生」。相比之下，中國則是「一歲之中，其坐藥誤而死者，不知幾何人。疾本可治，而不解治之道，束手聽其作斃者，不知幾何人。坐道路不潔，居宅不清，飲食不淨，感召疫癘，坐病致死者，不知幾何人。坐父母有病，受質尪弱，未及年而死者，不知幾何人。胎產不講，坐孕育而母死或胎落者，不知幾何人。故孳生雖繁，而以每百人較其死亡多寡之率，亦遠甲於大地」。

說起來，環境衞生的觀念，不正是西方比較我們更早意識到，更早覺醒嗎？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一早就果斷施行，西方人卻是連對「戴口罩」這個輕而易舉、微不足道的行為，也竟然那麼抗拒，可真是難以理解的。

 

（編者按：顧小培最新著作《樂活知食　踢走都市病》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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