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使精神問題惡化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這本是南北朝時代文士丘遲所寫的名句，傳頌千古（見〈與陳伯之書〉）。千多年前中國江南的天氣應與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有分別，但2021年的今天，「東方之珠」正是繁花盛放，姹紫嫣紅，但相信港人有閒情逸致欣賞者不多，芳華絕代的美色可能「都付與斷井頹垣」。香港春花開放的時間似乎是愈推愈早，這當然是全球暖化的徵狀，而其原因可溯源於人類的污染陋習，肆虐年多的新冠肺炎亦多數與此不無關係。

雖然世界各國都展開了疫苗接種行動，但世衞發言人斷言要在年內消滅疫症，應屬癡人說夢。這次世紀瘟疫何時會正式落幕？無人智珠在握，因為早前很多專家的預測都未能應驗。是不是大家不用再聽取專家的意見？當然不是！預測是要基於科學理據和邏輯推斷。

2020年1月21日，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精神海嘯情緒狂潮〉的預測；到該年的5月，英國皇家精神科學院前院長Wendy Burn教授的Mental Tsunami一語驚醒全球。事實上，很多先進國家已經察覺到他們的社會出現精神問題增加的現象，便立即準備應對的方案，例如：英國政府大幅增加有關的撥款，並積極鼓勵醫科畢業生和年輕醫生加入精神治療的團隊；澳洲除了增撥款項外，並召開會議商討對策，以防止精神治療系統有崩潰的危險。反觀香港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只對精神病服務增加1.47億元，這簡直是杯水車薪。

猶記得十數年前，葵盛東邨有精神病人手刃一名保安員，輿論嘩然，政府立即撥款一億元作燃眉之急。其後，當時的特首檢討，稱區區一億元的資源，猶如泥牛入海，成效如何？答案是不知所終！這無非證明了政策不能無的放矢，而且要強而有力，才有預期效果，否則只會浪費公帑。

家暴成為家常便飯

香港連續經歷了人禍天災，社會氣氛日趨沉重，家暴成了家常便飯。最近更出現了一宗倫常慘劇：一名長期患有嚴重精神病的老婦，持刀刺殺熟睡中結縭數十載的丈夫。

究竟香港人現時的精神健康狀況如何？專家能否用家暴和自殺的數字作為推斷的論據？這個問題可算是見仁見智，但應該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到目前為止，筆者還未收到舊年的官方自殺數字，但根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019年的統計，該年的自殺人數較2018年輕微增長了4%。這間接反映了社會運動對港人精神健康的影響不如預期般嚴重，但是也不能忽略精神失衡和經濟衰退同樣會有「滯後現象」，為政者絕不能掉以輕心。

今次的新冠病毒港人自救得宜，例如在早期已經四出張羅口罩，這無異是有賴於2003年SARS的經驗，而當年自殺率創新高，顯然是由於經濟低迷，而非病毒可怕的殺傷力，餘此類推：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和本地經濟的盛衰是息息相關的。特區政府也心中明白，遂展開一連串的補助計劃，但「巧婦難為無米炊」，從2021年的「派糖」規模遠遜往年便可見一斑。失業率將「超七指八」，本地零售額連跌24個月，兩個數字都比預期更差，加上「世界新冷戰格局」的形成，香港這個「最自由的經濟體」首當其衝。人浮於事，最是難堪，不單是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而是世界的共識。

日本以前自戕風氣甚盛，但經政府大力斥資改善各種治療和輔導服務後，自殺率連續下降11年，但2020年大概因疫情關係，反跌為升。奇怪的是男性自殺率仍然稍稍下降，女性的就大幅上升15%。據當地專家的初步研究，近十數年來，日本女性為擺脫家庭之累，獨身不嫁的數目增加，她們要自食其力，本來並無不妥。不過，去年的疫症嚴重打擊了日本本已衰弱的經濟，就業機會的減少，對女性的影響遠過於男士。所以，全球當務之急是加速疫苗的接種，希望盡快重啟正常的經濟活動，防止人類的精神健康進一步惡化。

可惜，多種急就章製成的緊急應用疫苗，真正的保護作用和耐久程度成疑，全球能恢復疫前的經濟水平，不知是何年何月！在這個「空窗期」，港人不能坐以待斃，應該細心研究以現存的有限資源去抗衡或會逐漸浮現的「精神海嘯」。簡言之，就是強化每一個精神健康服務環節的效率。

支援精神健康服務

香港400多位精神科醫生，大約有一半正在私人執業，於是在公營醫院服務的人數遠遠低於世衞的標準（10000比1）。現代精神健康服務的團隊是多元化的，除了醫生外，還有護士、心理學家、社工和個案經理等。這支專業團隊要緊密合作才能較快治癒病人，使他們重回工作崗位，貢獻社會。不幸的是，這支團隊不是環環相扣，而是有分崩離析的趨勢，原因無他──人手嚴重不足。當局在擴建醫院上不遺餘力，但是在很多情況下，「軟件」比「硬件」更重要。培養一個醫學生成為精神科醫生最少要14年，為今之計只有三招可用：

一是加強「公私營合作」，例如使用醫療券之類的補貼，資助病人光顧私家醫生；或者邀請私家醫生在適當時間返回醫院工作，減輕公營醫院同事的工作量及提升診症質素。

二是大力提升家庭醫生的精神病治療知識，例如：政府撥款給兩間大學的醫學院，積極擴充現有的「部分時間制」精神治療文憑課程，訓練足夠普通科醫生掌握診治一般精神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s, CMD）的能力，以騰空時間給精神科醫生處理較複雜（Major Mental Disorders, MMD）的個案。

三是招募海外專業人士來港服務，這似乎是政府最新醫療改革的一部分。筆者就精神科而言，認為這個構思未必有很大的用處。海外醫生兼具專業資格，能操流利廣東話，又諳本地文化思想的數目，肯定是寥若辰星。

在這個世紀變局下，市民決不能甘願做一隻「忍者龜」，反而要努力自求福祉，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忍辱負重，接受「嗟來之食」未嘗不可。最重要的是社會人士必須持之以恒，說服政府接受精神健康服務，一定要有長遠的計劃和路線圖，制定藍圖的機構當然「有權有責」（效法一些先進國家，設立精神健康局/公署，統籌有關服務），才是上上之策。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遲到肯定好過「冇到」。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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