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專業發展的心態

20多年前，筆者剛加入神經外科。

當時香港的神經外科醫生不多，很多專科範疇還未開展，發展空間在各專科中可謂數一數二，筆者也正正因為這個原因而加入這個專科。

醫生不多，工作自然繁忙；工作繁忙，願意加入的醫生自然又不多。如此惡性循環，或多或少影響了專科本身的發展。

莫說現在服務需求增加，即使是20年前，隨着顯微鏡手術的發展，對神經外科的服務需求同樣與日俱增。為了提升服務水準，追上國際水平，筆者和幾位同事都要開展不同的神經外科專科項目。當然，不同人發展專科也會有不同的策略，筆者嘗試歸納為兩種心態。

第一種心態是只集中在一個「精英」身上。反正人手也不多，如果要多人同時受訓，工作分配可能較為複雜，而且經驗會被攤薄。只要認定一位精英中的精英，專科發展應該指日可待。人多反而手腳亂，其他醫生或有不同水平，加入其他人很難確保臨床服務質素。萬一另一位醫生不到位，不幸令病人受到損害，整個專科發展亦會面臨打擊。這是一種看法。

另一種心態，是盡量加入多一些人。不過人手原來就不多，所謂加入多一些人，也只是說不要只靠一個人去發展，至少也要多一個人吧。多一個人加入，不等於工作量會減半，由巡房到手術到覆診，可能都要一齊「落手落腳」。但是，就算只是多一個人，凡事都可以有商有量，也能互補不足，更可以互相提醒。筆者自是抱持這第二種的心態。

但神經外科一直人手不足，既要應付服務需求的不斷上升，又要持續推動專科的領域發展，除了依賴本地醫生，部門20年前就已經經常以類似「有限度註冊」的形式聘請海外畢業的醫生來工作。當然，這些「有限度註冊」的醫生通常是經由大學醫醫學院聘任，視乎其專業資格所屬的階段，例如以Visiting Lecturer的頭銜來大學醫院工作一至數年不等，然後便回祖家或心儀的地方繼續執業。

以往這些外國醫生，尤以英國為多，有些極富經驗，有些只是剛完成專科訓練。他們來港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為爭取海外執業的經驗，以備將來回國申請長工時的履歷之用；二是當年香港的大學醫生工資相對外國來說相當不俗，聽聞有lecturer回國後便可買大屋。

他們不懂中文，卻有英語之便，看病人時由醫學生幫手翻譯。病人通常都很樂意有說英語的醫生看他們，即使等候多時，只要一開門見到是英語醫生，也會瞬間怒氣全消。

筆者的部門就曾經是「聯合國」，筆者也因此跟不少由不同國家和地區畢業的醫生一同工作過。除了在英國畢業的醫生，還有美國、南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以至內地、台灣也有。有香港人，也有非港人、非華人。

外地帶來新思維

無論從哪處畢業的醫生，部門當然也會作出一定程度的選拔。選拔基於的並不是簡單的在哪個國家或地區畢業，而是這些學人的履歷（包括畢業的學院、學歷、經驗等）、工作態度和學術貢獻水平（畢竟也是大學醫院嘛）。即使已在醫院工作，跟其他同事一樣，也會不斷審核其工作表現、手術成效等，以確保部門整體水平得以保持，病人安全受到保障。外地畢業的醫生唯一最大限制是語言，正如前面提過，英語雖然有些不便，但還是可以的，其他國家的語言就真的有相當困難。

誠然，這些外國醫生的存在不但分擔了其他同事的工作，更可以「教學相長」。

他們都會在香港的執業中累積更多經驗，無論之後他們繼續留港工作或是轉到其他國家地區工作，也會對病人有所裨益。更重要的是，不同地方畢業的醫生，其實對部門都帶來不同的經驗和新思維，這絕對有助部門的專業和服務發展。至少，筆者在過去20年，見到外地畢業醫生所帶來的進步遠遠多過引致對病人的損害。說到醫療事故，外地畢業醫生可以出事，本地畢業的醫生出岔子的機會也絕對不比前者少，重點只在於我們對自身的機制是否有信心而已。

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的時代，有不少英聯邦國家畢業的醫生在香港執業，不過不一定都是西方人或華人。筆者接觸過一些來自緬甸、印度等地的醫生。他們在港行醫一段時間，很多時已能操相當流利廣東話。他們對香港的醫療發展有很大貢獻，尤其當年香港的醫療剛剛起步，本地培訓的醫生更加不足。

時至今日，香港醫療已經以世界前端自居，筆者不諱言這跟以前香港醫療一直與英國、澳洲相關學院掛鈎有關。如今香港仍然維持這一機制，確實有助於香港維持世界級醫療的地位，但畢竟不再是殖民地，英聯邦國家的醫生來港已不如從前。

即使今天在英國畢業的醫生，仍不一定在自身畢業的城市工作，很多時會去另外的城市執業。外國的醫生在取得專業資格前後很常會跑到不同國家或地區受訓，或短暫或長期執業，這也是促進各地醫學交流和互相學習、進步的必然途徑。

正因如此，香港的醫生專業資格也得到英國承認，這可能是當下香港醫生流失的其中一個原因吧。但有趣的是，有些香港醫生對外地畢業培訓的醫生，尤其對那些從似乎不及香港先進的地方來的醫生帶有偏見。不過，從如何看待這些來自我們認為不及香港先進的地方畢業的醫生，君自能想像那些西方國家又會如何看待從香港過去的醫生。

筆者絕對不是鼓勵偏見，只是在闡述一些筆者對現實的觀察而已。而且，香港還得面對另一個現實，香港並不如英國或者澳洲，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培訓醫生的能力始終有限，而香港培訓出來的醫生出路也是相對有限。香港的情況，其實比較接近新加坡。

事實上，2007年，新加坡每1000人只有1.6名醫生，比當年香港的1.7名醫生更低。及後新加坡加強本地醫生培訓，同時採取多項放寬海外醫生到當地執業的措施。至2017年，醫生比例上升至每1000人有2.4名醫生，超越香港同期的1.9名。新加坡甚至有超過四成的醫生為外地訓練醫生，但沒有出現如今我們所疑慮會降低醫療質素的情況。

為何新加坡做到，香港卻擔心這個那個？新加坡同樣訂立認可海外醫學院學位的名單，畢業生的質素會受到院校評級認證，認可院校名單更可適時修訂，共涵蓋2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50間醫學院，包括美國、加拿大、內地、香港等。

和內地醫療交流

反觀香港醫務委員會的執業試及格率常年偏低。專業知識部分過去多年的及格率多在三成以下，臨床部分也通常不過一半。筆者並不贊成降低執業考試標準或盲目提高執業試的及格率，但如果只靠執業試來作為引入海外醫生的唯一途徑，香港的醫療發展也只會繼續停滯不前。

還有一個現實反而是新加坡欠缺的，便是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員，香港醫療和內地醫療絕對可以加強交流、相互推進、互補不足。如果香港只顧沿用上文所述的第一種心態：「集中在一個精英身上」，香港只能淪得夜郎式的「一城醫療」文化，窒礙香港長遠的醫療發展。

同一時間，香港需要繼續加強本地培訓，在大灣區設立醫學院也是出路之一。我們也要思考如何減少流失，以至如何回復昔日對外籍醫生來港短暫執業的吸引力，甚至令他們願意留在香港繼續行醫，尤其留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

引入海外畢業醫生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如何搞好的必答題。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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