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專業發展的心態

天峯醫生 | 2021-09-15
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員,香港醫療和內地醫療絕對可以加強交流、相互推進、互補不足。(新華社圖片)

20多年前,筆者剛加入神經外科。

當時香港的神經外科醫生不多,很多專科範疇還未開展,發展空間在各專科中可謂數一數二,筆者也正正因為這個原因而加入這個專科。

醫生不多,工作自然繁忙;工作繁忙,願意加入的醫生自然又不多。如此惡性循環,或多或少影響了專科本身的發展。

莫說現在服務需求增加,即使是20年前,隨着顯微鏡手術的發展,對神經外科的服務需求同樣與日俱增。為了提升服務水準,追上國際水平,筆者和幾位同事都要開展不同的神經外科專科項目。當然,不同人發展專科也會有不同的策略,筆者嘗試歸納為兩種心態。

第一種心態是只集中在一個「精英」身上。反正人手也不多,如果要多人同時受訓,工作分配可能較為複雜,而且經驗會被攤薄。只要認定一位精英中的精英,專科發展應該指日可待。人多反而手腳亂,其他醫生或有不同水平,加入其他人很難確保臨床服務質素。萬一另一位醫生不到位,不幸令病人受到損害,整個專科發展亦會面臨打擊。這是一種看法。

另一種心態,是盡量加入多一些人。不過人手原來就不多,所謂加入多一些人,也只是說不要只靠一個人去發展,至少也要多一個人吧。多一個人加入,不等於工作量會減半,由巡房到手術到覆診,可能都要一齊「落手落腳」。但是,就算只是多一個人,凡事都可以有商有量,也能互補不足,更可以互相提醒。筆者自是抱持這第二種的心態。

但神經外科一直人手不足,既要應付服務需求的不斷上升,又要持續推動專科的領域發展,除了依賴本地醫生,部門20年前就已經經常以類似「有限度註冊」的形式聘請海外畢業的醫生來工作。當然,這些「有限度註冊」的醫生通常是經由大學醫醫學院聘任,視乎其專業資格所屬的階段,例如以Visiting Lecturer的頭銜來大學醫院工作一至數年不等,然後便回祖家或心儀的地方繼續執業。

以往這些外國醫生,尤以英國為多,有些極富經驗,有些只是剛完成專科訓練。他們來港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為爭取海外執業的經驗,以備將來回國申請長工時的履歷之用;二是當年香港的大學醫生工資相對外國來說相當不俗,聽聞有lecturer回國後便可買大屋。

他們不懂中文,卻有英語之便,看病人時由醫學生幫手翻譯。病人通常都很樂意有說英語的醫生看他們,即使等候多時,只要一開門見到是英語醫生,也會瞬間怒氣全消。

筆者的部門就曾經是「聯合國」,筆者也因此跟不少由不同國家和地區畢業的醫生一同工作過。除了在英國畢業的醫生,還有美國、南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以至內地、台灣也有。有香港人,也有非港人、非華人。

外地帶來新思維

無論從哪處畢業的醫生,部門當然也會作出一定程度的選拔。選拔基於的並不是簡單的在哪個國家或地區畢業,而是這些學人的履歷(包括畢業的學院、學歷、經驗等)、工作態度和學術貢獻水平(畢竟也是大學醫院嘛)。即使已在醫院工作,跟其他同事一樣,也會不斷審核其工作表現、手術成效等,以確保部門整體水平得以保持,病人安全受到保障。外地畢業的醫生唯一最大限制是語言,正如前面提過,英語雖然有些不便,但還是可以的,其他國家的語言就真的有相當困難。

誠然,這些外國醫生的存在不但分擔了其他同事的工作,更可以「教學相長」。

他們都會在香港的執業中累積更多經驗,無論之後他們繼續留港工作或是轉到其他國家地區工作,也會對病人有所裨益。更重要的是,不同地方畢業的醫生,其實對部門都帶來不同的經驗和新思維,這絕對有助部門的專業和服務發展。至少,筆者在過去20年,見到外地畢業醫生所帶來的進步遠遠多過引致對病人的損害。說到醫療事故,外地畢業醫生可以出事,本地畢業的醫生出岔子的機會也絕對不比前者少,重點只在於我們對自身的機制是否有信心而已。

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的時代,有不少英聯邦國家畢業的醫生在香港執業,不過不一定都是西方人或華人。筆者接觸過一些來自緬甸、印度等地的醫生。他們在港行醫一段時間,很多時已能操相當流利廣東話。他們對香港的醫療發展有很大貢獻,尤其當年香港的醫療剛剛起步,本地培訓的醫生更加不足。

時至今日,香港醫療已經以世界前端自居,筆者不諱言這跟以前香港醫療一直與英國、澳洲相關學院掛鈎有關。如今香港仍然維持這一機制,確實有助於香港維持世界級醫療的地位,但畢竟不再是殖民地,英聯邦國家的醫生來港已不如從前。

即使今天在英國畢業的醫生,仍不一定在自身畢業的城市工作,很多時會去另外的城市執業。外國的醫生在取得專業資格前後很常會跑到不同國家或地區受訓,或短暫或長期執業,這也是促進各地醫學交流和互相學習、進步的必然途徑。

正因如此,香港的醫生專業資格也得到英國承認,這可能是當下香港醫生流失的其中一個原因吧。但有趣的是,有些香港醫生對外地畢業培訓的醫生,尤其對那些從似乎不及香港先進的地方來的醫生帶有偏見。不過,從如何看待這些來自我們認為不及香港先進的地方畢業的醫生,君自能想像那些西方國家又會如何看待從香港過去的醫生。

筆者絕對不是鼓勵偏見,只是在闡述一些筆者對現實的觀察而已。而且,香港還得面對另一個現實,香港並不如英國或者澳洲,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培訓醫生的能力始終有限,而香港培訓出來的醫生出路也是相對有限。香港的情況,其實比較接近新加坡。

事實上,2007年,新加坡每1000人只有1.6名醫生,比當年香港的1.7名醫生更低。及後新加坡加強本地醫生培訓,同時採取多項放寬海外醫生到當地執業的措施。至2017年,醫生比例上升至每1000人有2.4名醫生,超越香港同期的1.9名。新加坡甚至有超過四成的醫生為外地訓練醫生,但沒有出現如今我們所疑慮會降低醫療質素的情況。

為何新加坡做到,香港卻擔心這個那個?新加坡同樣訂立認可海外醫學院學位的名單,畢業生的質素會受到院校評級認證,認可院校名單更可適時修訂,共涵蓋2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50間醫學院,包括美國、加拿大、內地、香港等。

和內地醫療交流

反觀香港醫務委員會的執業試及格率常年偏低。專業知識部分過去多年的及格率多在三成以下,臨床部分也通常不過一半。筆者並不贊成降低執業考試標準或盲目提高執業試的及格率,但如果只靠執業試來作為引入海外醫生的唯一途徑,香港的醫療發展也只會繼續停滯不前。

還有一個現實反而是新加坡欠缺的,便是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員,香港醫療和內地醫療絕對可以加強交流、相互推進、互補不足。如果香港只顧沿用上文所述的第一種心態:「集中在一個精英身上」,香港只能淪得夜郎式的「一城醫療」文化,窒礙香港長遠的醫療發展。

同一時間,香港需要繼續加強本地培訓,在大灣區設立醫學院也是出路之一。我們也要思考如何減少流失,以至如何回復昔日對外籍醫生來港短暫執業的吸引力,甚至令他們願意留在香港繼續行醫,尤其留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

引入海外畢業醫生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如何搞好的必答題。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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