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員的力量

為期12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4屆全國運動會已經在陝西省正式展開，特區政府的「體育專員」楊德強向外公布，港台和其他私營電視台跟中國有關機構達成協議，轉播這場盛事。廣大市民欣喜之餘，希望香港健兒的表現會更勝剛剛結束的東奧，並開始認識政府的官僚架構有「體育專員」一職，有人更認為推廣本地運動普及化和專業化，將有賴楊先生的努力。

香港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期，貪污盛行，天怒人怨，殖民地政府委任當時的民政司姬達為「廉政專員」，厲行打擊貪污。姬達當時是極高級的官員，聲望顯赫，又只需要向港督一人負責，順理成章可以直接向整個官僚組織，實行調查和監管，所以肅貪倡廉的工作能順利推行，香港也成為一個相對較廉潔奉公的社會。

其實，香港有不少相類近「專員」之類公職，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私隱專員公署和消費者委員會等。這些「半政府組織」負責不同的工作，毀譽不一。筆者認為上述機構的成敗得失，一方面有賴掌舵人的能力和聲望，最重要是其權力範圍。

保安局屬下有禁毒處，其負責人是「禁毒專員」，但其工作只限於和社會各持份者聯絡，並負起教育和宣傳的事務，不能統領警務處和海關，進行犁庭掃穴緝毒的工作，「名」好像不符其「實」。筆者曾在各大傳媒中努力不懈呼籲最高當局成立「精神健康公署」，委任「專員」去應對未來精神病激增的趨勢，但似乎未得到積極的反應。萬丈高樓從地起，「精神健康專員」的權責職級，起初可以和「體育專員」（首長級乙級）相同，這理應不會「擾亂」現行官僚架構的從屬和運作。

COVID-19肆虐全球已近兩年，變種病毒不斷出現，人類的疫苗注射從攻勢轉為守勢，歐美國家稱之為「與病毒共存」，「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理想目標，在可見的將來或者是空中樓閣。香港自2019年起爆發社會運動，接踵而來是新冠肺炎的入侵，人禍天災，使港人精神大受打擊，最近更出現「移民潮」。香港多個月來疫情穩定，社會局面亦已恢復正常，但背後部分市民人心忐忑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看不出前景。

自殺率升

世界政局波譎雲詭，莫測高深；新冠病毒死纏爛打，揮之不去，港人幾時才能「出關」，自由翱翔四海？香港的各行各業幾時才會真正復甦？這都是700多萬人的精神壓力，是否會使更多人出現焦慮抑鬱等症狀？為什麼各國專家所稱的「精神海嘯」仍然風聞而未動呢？

9月10日是「世界防止自殺日」，今年國際防止自殺協會的主題為「以行動創造希望」。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公布，2020年本地自殺率為10萬比12.1，較前年略低。2003年SARS蹂躪期間自殺率為歷史新高，是10萬比18.8。SARS轉頭就走，COVID-19糾纏不清，為什麼兩個疫症期的自殺率有這樣大的差別呢？原因當然是見仁見智啦！

筆者推測是港人經SARS一役，對疫症有心理準備，有經驗去面對這種逆境；在全球抗疫成績中，香港暫時名列前茅，透過比較，市民容易接受現實；自殺率的飆升通常會在災難完結後才出現，如經濟萎縮，有「滯後現象」。本人並非幸災樂禍，而是明白「心債心還，始終要還」的道理，就好像大雪堆積於屋檐，不及時清除，遲早樓房會突然坍塌，防不勝防。

根據美國華盛頓大學兩位學者於1967年制定的「生活壓力指數表」，其量度的對象不單針對個人，對社會而言是完全適用，因為群體是由個體組成的。香港近年的內憂外患接踵而來，很多市民情緒受困是不爭的事實。雖然香港的自殺率低於國際水平，但精神健康的持份者切勿自滿，反而應該繼續努力，學習其他地方的好榜樣，取長補短，除了有長遠的改善計劃之外，還要立即解決當務之急：一是60歲以上女性的自殺率明顯上升，二是15至24歲女性的自殺數字升幅亦超過2%，而整體青少年的自殺率估測為8.2至8.3。以常理推測，香港30至40歲的婦女因工作和家庭的問題，應該承受最大的壓力，而青少年自殺增加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已屆退休之齡的婦女，身心壓力應該減少；青少年可能受到網上欺凌，遭受精神困擾。上述兩者都需要各方面的專家趕緊研究，找出解決方案。

有益大眾

精神健康問題千頭萬緒，定要有人統籌全局才能發揮群策群力的效用，紓緩業界「四不一無」的弊病，造福病人和家屬。

一、不足：政府較重視醫療的硬件（興建和擴建醫院），但忽略了軟件（所有醫療的專業人士都缺乏）是否能有效去配合運作。

二、不均：全港7個聯網，新舊症的排期等候時間有很大分別，市民不應因所住地區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

三、不準：政府把絕大部分資源投放在治病方面而輕視了病人的康復，及教育和宣傳，好像不明白「預防勝於治療」的道理。

四、不全：醫管局、食衞局和7個聯網缺乏全面溝通，與其他政府部門（房屋、法律和警務）的聯繫更不足，自然會陷入各自為政的局面，削弱資源運用的效率和協調，遑論有高瞻遠矚的發展計劃。

五、一無：縱然7個聯網有一位聯絡人，但名不正言不順，勢難統籌全局，促進相互協作，所以香港精神健康服務並無一位專員承擔重任，是整個困局的核心。

特區政府面對多事之秋，長官不遑寧處，或許無暇重構精神健康服務的計劃，但委派一個乙級的政務官出任「專員」是輕而易舉的事，公帑的支出亦微不足道，何妨一試呢？「專員」的權力是政府所賦予的，地位和責任可大可小，為政者可以完全掌握，切勿擔心會出亂子，更不可能尾大不掉！

明末東莞人袁崇煥督師薊遼，獲賜「尚方寶劍」，但崇禎皇帝中了反間計，把他凌遲處死。墨西哥幾任總統都宣稱會親自處理禁毒，但都徒勞無功。政府委任一個「精神健康服務專員」相比之下是一件「小事」，但對所有持份者則是一件「大事」，於己無害，對人有益，何樂而不為！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設立「精神健康服務專員」一職，是改善港人精神健康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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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仲謀最新著作《疫時代精神海嘯》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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