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醫生曾繁光 「求其」說出動聽故事
吳雄 | 2021-11-29
論香港最深入民心的名醫,精神科醫生曾繁光(David)必定排在前列,就算沒有在學校禮堂聽過他的演講,也會在電視節目看過他做嘉賓,又或在報紙雜誌讀過他的專欄。他不光談精神科,還談親子、夫妻相處之道,是個懂得講故事的醫生。
他最近正忙於繪畫「美麗新世界」系列畫作,作品完成後就拍照片送給告別香港的親友。他個性豁達,總把「求其」兩字掛在嘴邊,但他數十年來也在努力幫助精神科病人,以自己特強的說故事能力,為他們在社會開墾一片美麗園地。
曾繁光生於大嶼山東涌下嶺皮村的農家,是九兄弟姐妹中的長子。小學二年級作〈我的志願〉時寫自己想做農夫,老師說:「你還未夠辛苦?看你阿爺和阿爸……」於是,他改寫想做醫生,老師給他的評語是「其志可嘉,假以時日,必成大業」。
他哈哈笑道:「老師的讚賞無得頂,於是以後的志願都寫醫生。看病時觀察醫生說什麼、護士做什麼,也許是寫得太多,中學時自我催眠到不做醫生不行,更以港大醫學院為目標,都算幾叻啦,獲醫學院錄取。哈哈!」
何以偏偏加入精神科行列?
他說出一次「好求其」的野遊經歷。「會考後陪朋友參觀青山醫院,朋友們坐旅遊巴,我由上水踩單車過去。觀摩完畢,記得一個很瘦的醫生說:『將來讀完醫學院,要不要進來幫忙?這裏實在太少醫生啦!』」
高大的曾繁光推着單車離去,不禁心想:「第日讀醫學院,就讀精神科啦!」他的人生志向都在不知不覺中定下,「人生好求其之嘛!所有東西都不用太認真,尤其幾十年後回頭看,認真和不認真,很可能都沒有分別。很多你想做的事,依舊是做不到;你喜歡的那個女孩子,還是不理你!笑吓啦!何必太認真?」
心靈天空裏的流星
他慣了令演講廳笑聲一片,因此懂得營造輕鬆的氣氛。不過,在嘻嘻哈哈之中藏着理念,「做人很多時都是好彩,你隨意遇到機會就去努力,不知會不會有成就,但不努力就一定沒有成就。你想做到一點事情的話,就記住要好努力。」他很努力做醫生,此外還會用心繪畫和寫作。
曾繁光最早其實是想成為一名作家的。「小時候想過寫作,十三四歲開始投稿寫些隨筆等,偶爾都有登出來,中三四那年得到10元書券。」可惜書劵夾在《宋詞選》裏,後來不知所終。「我喜歡《詩經》、宋詞」。
他分享一段文青歲月經歷,「一天家人叫我去買餸,左右手各拿一抽東西,包着魚的報紙在巴士上搖晃,怎麼上面的文章似曾相識?才發現是我投稿的一篇詩作。回到家裏,洗掉腥血,吹乾再收起,但收得太密實,幾次搬屋後又丟失了!」
「記得內容嗎?」記者問。他吟了起來:「心靈天空裏的流星,當你發動筆桿的太空船……可曾記得……混沌中的一角。」他仍然記得,是因為中文老師當成教學示範,讓同學明白何謂意象。「我把那幾句改長拿去投稿……我當時盡寫朦朧現象的東西。」
1984年大學畢業加入精神科醫生行列,他坦言六十年代歧視精神病人的情況普遍,傳媒、電影等行業經過多年努力才扭轉過來。「背後很多人在努力,六十年代至今有五千多套電影與精神科有關,包括精神病等。每10年奧斯卡頒獎禮就有一套與精神病有關的電影拿獎。」他隨口說出《飛躍瘋人院》、《驕陽似我》和《有你終生美麗》等戲名。
曾繁光從1986年開始在報紙寫專欄,用了多個筆名,讓讀者正確認識精神病,「也澄清一些電影的不實內容,比如《飛躍瘋人院》的積尼高遜是反社會人格,不屬於精神病。」
「3%的成年人口有機會患上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躁狂、抑鬱、妄想症等,都是天生的。後天因素導致的精神病,包括焦慮症、輕度抑鬱、恐懼、強迫症,一般由生離死別等事故導致。老人家的嚴重認知障礙也是天生的,當然也包括酗酒、濫藥、腦部受傷等後天因素。」
小孩的精神問題近年很受關注,曾繁光解釋:「很多都是天生的,比如腦部的多巴胺分泌不足等,導致腦部執行不了指令,出現坐不定、精神不集中、難以控制衝動等。我剛入行時,一般開鎮靜藥給他們,但近10年才發現與腦部不夠興奮有關,才懂得如何去醫治。」
照顧過度活躍的孩子,家長往往筋疲力盡,曾繁光表示應該多鼓勵:「通常遇到這樣的孩子,我都會安慰:我知道你也想做得好一點,只是遇到一些困難。很多孩子聽到這樣的話,真的會馬上哭出來。因為一直沒有人明白他們,老師和家長往往只會罵。」
醫整個社會更重要
曾繁光戲言自己很幸運,因為不管做什麼,都會喜歡做。「比如做精神科醫生,我很喜歡看症,容易的症固然有成就感,遇上愈難搞的症我也愈精神。當年一個四十多歲病人在精神病院住了20多年,個個都說他無辦法醫,就任由他睡在冷巷上,隨便開點藥,3個月才見一次。」
「他的file非常厚,我兩年後就調走,理論上可置之不理,但還是翻開厚厚的資料。我發現過去10年吃同一種藥,既然無效果何以不轉藥呢?結果,三四個月後,他的情況已完全不同,我不斷鼓勵他,漸漸地說話多了,還願意洗澡,頭髮也整齊了。」曾繁光回憶說。
那位病人後來出院,還找到一份保安工作。「半年左右更有升遷機會,試想他一年前還睡在冷巷上,這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曾繁光欣慰地說,不過結局卻非常悲哀。「公司知道他的過去後,就把他炒了魷魚,不久被人發現在舊深水埗碼頭對出海域浮浮沉沉……我當時很生氣!世界怎會如此?人家明明都康復了!」
於是,曾繁光明白醫治一個病人重要,但醫治整個社會更加重要,「我覺得要改變人們的想法。否則,我們讓病人出院也沒有用,即使拆掉圍欄也徒然,我們要做的是為他們打開社區的大門,令病人能真正從醫院走出去。」於是,他更積極在媒體出現。
然而,當大家看曾繁光上鏡侃侃而談時,卻不知道他背負的壓力。「當時我還是政府醫生,所以已經很醒目,只談健康,不講醫療政策,結果最後還是膽粗粗開始講,結果收到警告。」他哈哈笑道。不過,後來上級也批准他接受訪問,因為需要有人發聲。
於是,他儼然變成精神科「發言人」,「漸漸地,有什麼跟精神科有關的,傳媒都找上我,做報紙晚上10點埋版前,仍會打電話給我。當時是沒有手機的時代,他們一般打去我家或醫院。後來我實在是不好意思,於是出了一部很貴的手提電話方便傳媒朋友,結果電話更加響個不停!」
信守諾言回到青山
還記得中學時代參觀青山醫院的情況,曾繁光後來遵守諾言進去幫忙。「我幾十年後回去工作,但和參觀時情況很相似,仍然是很多病人,一張張病床靠着病床,很多病人走來走去。如今回想,那位瘦醫生的話,有點杜鵑啼血的感覺。」
杜鵑啼血的典故出自白居易的《琵琶行》,意指杜鵑晝夜悲鳴,啼至血出才停止,形容悲痛到極點。這句不常用的成語出自曾繁光之口,令記者有點吃驚,畢竟與性格豁達的他相差太遠。也許,精神病人的境況,他覺得可以更好一些。
記者問他如何調劑生活?他表示從沒有這個必要。他天生喜歡挑戰權威,讀書時代老師問他偶像是誰,他答「我沒有偶像」。老師提到孫中山,他坦白地說「不算」,可見這位當年的熱血小文青,也曾年少輕狂。
他愛惜香港這個地方,覺得港人很叻,他看電影喜歡看完片尾字幕,看醫學文獻也留意作者名:「我會留意港式的英文名,比如Chan啊!我們香港人非常叻,因為這是個互相包容的城市,就算什麼宗教和種族的人,在各自家鄉打到飛起,來到這裏都能同枱吃飯。」連不同種族和文化都能互相包容,和平共存,香港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包容實在有待改善。
撰文:吳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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