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警報響起了!

陳仲謀醫生 | 2022-04-06
疫情下社會環境轉變、經濟受挫,令大部分港人情緒長期受壓而產生程度不一的抑鬱和焦慮。(香港中通社圖片)

今日恰巧是清明節,據天氣預報,香港會有一個晴天,十分適宜孝子賢孫進行中華文化慎終追遠的活動。可惜,第五波疫情還未受到有效的控制,政府仍然實施嚴格的「二人限聚令」,市民大概不能祖孫三代一同來到墓前向先人致敬,而不得不懷着沉重的心情分批獻上鮮花和祭品。
為了不會重蹈農曆新年官民疏忽大意釀成今波慘重疫情的覆轍,大家掃墓期間一定要遵守防疫規例,萬二分小心,維持得來不易的疫情逐步紓緩勢頭。
近兩月來,直接和間接死於新冠病毒的港人已有八千多,令人感觸良多。市民在上墳的路上,或會迎上和暖的陽光,但心情和杜牧詩:「清明時節雨(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並無二致。4月1日開始,政府取消「九國禁飛令」,希望多些滯留海外的港人能趕及回來祭祖,不會有「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維詩)的難堪。
今波疫情來勢洶洶,因為公共醫療系統崩潰,而失救病亡的人,固然不幸;但因外在環境受困而自行了斷的人,更見悽慘。由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下稱防止自殺中心),在兩年前成立的「防止自殺早期預警系統」首次發出警號,提醒全港市民加強戒備。海底地震引發的海嘯,世界各地都設有預警系統,警告近岸居民要立即逃往高處防備。但港大的預警作用是什麼?港人又可以怎樣應對?政府又能扮演什麼角色呢?
原來,防止自殺中心發現對上兩周市民的自殺估值平均數高達4.05,比起全年平均數高1.8倍,呼籲大家關注身邊親朋戚友的身心狀態,希望能遏止近期輕生事件急升的現象。
所謂「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萬物之靈的人類!奪去自己的生命是極困難的事,如果不是內外交煎,痛苦難忍,求助無門,人不會出此下策!
正視瘟疫衍生精神問題
根據可靠的科學研究和長時期的統計,自殺身亡者80%至90%是患有精神病,而其中約70%是抑鬱症的病人;抑鬱症的患者如果得不到醫治或是醫治不當,大約有14.4%自殺的企圖。香港近年的社會環境的確是滋生「抑鬱」和「焦慮」的溫床,所以防止自殺中心研究指出,港人的抑鬱情緒在鄰近地區之中最高(例如:日本和馬來西亞),估計佔人口的60%,有報章大字標題述說事情的嚴重性,並非嘩眾取寵。
筆者曾在本專欄寫了一篇名為〈小心疫症後的疫症〉,主要是針對在種種防疫措施下,帶來社會環境的轉變,特別是經濟受挫,使大部分港人的情緒長期受壓,而產生程度不一的抑鬱和焦慮,這就是坊間流行的術語──防疫疲勞。這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而2003年的SARS只肆虐了不足一年,造成299人死亡;現在的COVID-19橫行兩年多未息,於今有八千多人身亡。當年疫後的自殺率是100000:18.5,佔據歷史首位,保持至今。引起自殺行為有很多可能,其中因精神混亂,感到生無可戀,受外在某些刺激下,一時衝動毅然走上不歸路,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大多數自殺個案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日積月累所造成,赴黃泉之「勇氣」是來自「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筆者沒有水晶球,但根據邏輯分析和多年相關的行醫經驗,推測香港的自殺率在未來幾年有機會創出新高。作為香港人,一個精神健康服務的提供者,本人歷年都抓緊空間宣傳精神健康和防止自殺的重要性。每日三四宗自殺不可當成一個「冰冷的數字」,而是血淚斑斑的寫照,並充滿親人切膚之痛。逝者已矣,我們不能一錯再錯。
其實,早在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前,有專家曾經提出農曆新年的悠長假期,市民排隊等候進入廟宇參拜,加上頻密的拜年活動,都會加劇病毒散播蔓延的機會,令感染人數以幾何級式上升,可惜當局沒有認真對待。上述的先見者一語成讖,傳染力極強的Omicron乘虛而入,老人院成為重災區,公立醫院恍如戰場。有幾日確診數多達5萬多宗,令人驚心動魄。前車可鑑,港人一定要做好準備,於現在疫情未退卻之前,規劃應付未來或會出現的新變種病毒,例如:以色列和美國已先後為特別群組接種第四針疫苗。
另一方面,筆者再次呼籲有關當局正視瘟疫衍生的精神問題,決不能視作等閒,否則又會鑄成大錯。
香港大大落後世衞標準
很多先進國家在疫情嚴峻時,已增加撥款應付不斷惡化的精神健康問題,以英國為例:執政保守黨的印度裔財相曾不只一次增加有關的開支。當地的專家認為情況比預期更壞,所以皇家精神科學院現任主席Adrian James醫生發出公開電郵,籲請全體同仁向各自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官員在再增撥款之餘,還要向公眾清晰交代全盤解決人手不足的死結,並組織問責的工作團隊,公布長治久安之策。
反觀,香港在近十年以來,在精神健康服務的投資未有明顯的增加,軟件(醫生、護士、心理學家和個案經理)及硬件(床位、設備和藥物),相較歐美各國的差距愈來愈遠,加上有約40%的專科醫生私人執業,使公立醫院的人手更形短缺,大大落後於世衞所定的標準。
幸好,現在有不少志願組織和大機構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主動出錢出力,盡心想去擔負社會責任,解決部分病人的燃眉之急,可謂「智慧在民間」!但是,本港市民患上情緒病的數目龐大,民間協助的成效當然不至於泥牛入海,但總不能代替政府的職能。關心照顧身邊的人當然有用,但病人始終需要接受專業人士的治療,才有復康的機會。
政府在這兩年間支出了巨大的公帑作防疫之用,縱然儲備豐厚,也不敢再一擲千金。要求政府大舉支援精神健康服務似乎是有點渺茫,也趕不及解救目前的困厄。為今之計,只能加強公私營的合作,用最有效的方法統籌調配有限的資源,而這個重任非成立專職公署和委任專職官員不可。筆者在去年出版了《疫時代精神海嘯》一書,對上述問題有詳盡的剖析,向讀者闡明精神健康服務的特殊性,是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配合才能發揮效用,但願新一屆的政府能改弦易轍,察納雅言。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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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仲謀最新著作《疫時代精神海嘯》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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