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依舊在 溫故知新途

最近網絡上廣泛傳播一段令人痛心和莫名其妙的短片：一輛黑色7人私家車的司機，顯然蓄意輾死在路中心的大黃貓，然後揚長而去。據說這頭貓是路旁一戶人家的寵物，已達16歲的高齡。
網民對這宗虐畜事件都忿忿不平，甚至指摘肇事司機冷血無情或患有精神病。
涉嫌殺貓不顧而去的司機，相信已經觸犯了《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很快便被警方逮捕，現正保釋候審。這宗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筆者不便揣測該名司機是否患有任何精神病或「人格障礙」。
不過，這件不幸的「小事」，卻勾起筆者在精神健康39年來服務中，遇到不同「大事」和「小事」的記憶。1983年筆者開始在青山醫院接受精神醫學的專業訓練，當時的設備與外觀和重健後的醫院，自然不能相提並論。1982年6月3日發生了一件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精神病人犯罪事故：一名住在長沙灣元洲街邨患有嚴重精神病的男子，沒有定時服藥，突然產生幻覺狂性大發，順手拿起家裏的菜刀，首先斬死家人；然後衝入樓下的安安幼稚園，見人就斬，導致6死44人傷的慘劇。當時震驚全港，政府下令有關當局立即採取應對方法，以安民心。
當時精神科的掌舵人，總顧問醫生盧懷海醫生，緊急和其他高級醫生在其家中召開會議，商討對策，得出3項重要的應變方案（根據盧醫生的〈自述〉）：
一是制定「優先覆診政策」（PFU, Priority Follow-up），將有暴力傾向的病人分為兩級：「目標群組」和「高度目標群組」（最危險的一組）。這兩組病人必須要強制覆診，並派遣專職人員負責照顧他們的病況；而兩者在出院時更要獲得資深醫生開會批准。有稱上述的做法，是香港首創的。
二是創立24小時諮詢熱線，由精神科駐院當值的醫生接聽來電，但主要的話題多是生活瑣事或情緒低迷，也有些提及自殺的意圖；有時晚上電話接近百多通，令當值的人員有點吃不消。筆者就是第一批通宵達旦接聽熱線的醫生。
三則是加設精神科顧問和高級醫生的數目，以增加醫科畢業生加入的誘因和興趣。
上述政策落實之後，一直至今都沒有結構性的改變。30多年前的改革是劃時代的，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和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差距不遠，但以後精神科得不到新的資源，於是不能與時並進；負責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只好優先「治標」，而不能「治本」，使本港在這方面的服務水準逐漸落後於人。「安安幼稚園慘劇」發生剛剛40年，希望社會以史為鑑，積極改善精神健康服務，以免重蹈覆轍。
要因時制宜
在資源分配上，情形比數十年前更為複雜。在香港回歸祖國不久前，龐大的衞生署大部分工作，轉交給一個法定組織──醫院管理局（HA）。這個變革孰優孰劣，見仁見智，筆者不想評論。但就精神健康服務上，筆者憑以前在政府醫院工作的經驗，及綜合自己多年私人執業所得，希望以個人意見供新上任的第六屆特區政府參考。
解決專業人員缺乏的問題，千頭萬緒，最近發表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亦聲稱無辦法在短期內解決這個問題，而「公私營合作」的商討總是停留在研究階段。回想筆者剛入行時，全港只有兩間具規模的精神科醫院：青山和葵涌醫院。當年大部分精神病人都在這裏接受治療，而因種種問題，亦如所有職場一樣，出現勞逸不均、工作輕重有別、爭取資源的糾紛。幸好，當時有掌舵人盧懷海醫生親自到兩間醫院視察，諮詢各級人員的意見，並考慮相關的投訴，調動人事編制，重新分配資源組合，才能理順不時出現的行政問題。孔子說出了要害：「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長期以來，都距離世界衞生組織的標準甚遠，而筆者相信其他醫療專科亦有相類的問題。
以前有德高望重、有權有責的盧懷海醫生居中斡旋兩間醫院的糾紛，可以「擺平」大部分問題；現時HA的7個聯網，各有7位主管顧問醫生分別領導所屬區域的精神健康服務，不諱言是各自為政，其中美其名有一位主席（Chairm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CoC) in Psychiatry），CoC負責統籌聯絡，但結果是各聯網病人的輪候時間有極大的落差，而其中人員的工作量也有差別。
明顯地，CoC受權責所限，和以前總顧問醫生的角色分別很大，故此沒有人可以有權作實際可行的決定，結果各聯網仍是各自為政。
別裹足不前
話得說回頭，筆者當年在青山醫院受訓的啟蒙老師陳庭揚醫生的一則逸事，對筆者日後行醫很有指導作用。話說當時駐院醫生會定時召開會議，審視病人的醫療進度。其中有一個男性病人，行為全無侵略性，但會經常撈起家中飼養的金魚，用利刀活生生剁為小塊。在場的顧問醫生和高級醫生都視之為等閒，唯獨陳庭揚院長力排眾議，認為這個病人的精神和性格都出現偏差，極具危險性，勒令他入院接受長期治療。最近有人駕車蓄意輾斃老猫，令筆者想起這件「小事」或會變成「大事」。
人性善惡的爭論，中外自古有之，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中，但「人格障礙」是精神病的一種，遺傳和後天成長都可能是其根源，而觸發暴力事件的原動力，就視乎整體社會的氛圍和個人當時的心理狀態。美國常有集體槍殺事件，可能基於宗教、種族和反社會心理；但在日本，亦同樣有人揮舞利刀對周圍的人，作無差別的致命攻擊。香港偶然亦有相類事件發生，但因為傷亡數字低，政府和市民很快便忘記了無辜的受害者，遑論制定有效的防禦措施。
香港近年經歷人禍和天災，人心虛怯，壓力從四方八面襲擊，市民承受的心理衝擊有增無減。現在，不少先進國家的政府已投入更多資源去應付「精神海嘯」，而民間自發組織籌款去增加社區的「抗逆力」，比比皆是。反觀，香港仍然在「諮詢後；再諮詢；研究完成，繼續研究」的階段。外國成立「精神健康局/公署」，既然是卓有成效，為什麼珠玉在前，我們卻裹足不前呢？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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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仲謀最新著作《疫時代精神海嘯》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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