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足夠 已經足夠（上）

有外國朋友問筆者：「新型冠狀病毒不是以飛沫和接觸傳播的嗎？外科口罩一般已經可以很有效防止飛沫和接觸傳播，當然還要加上經常洗手。香港確診的個案不算多，為什麼你們香港的醫院需要那麼多N95口罩？」
筆者上一篇文章（刊於2月15日）就提過，防疫絕對不是紙上談兵，更不能純科學化去操作，因為當中涉及許多人心和民眾的因素。
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教授，最近在一份報章的專訪中說過，抗疫有三大支柱：政府、專家及社會參與。筆者試圖將之演繹成3個最重要持份者所組成的「抗疫鐵三角」──政府、專家和市民。之所以叫做「鐵三角」，是因為要真正成功抗疫，不是單單靠3個持份者各自發功，而是靠持份者彼此之間的互動，缺一不可！
先談3個持份者的角色。
政府的角色當然是起統籌之效。理論上，政府擁有龐大資源：人力、物力、金錢等；亦有無上權力：既可封城，亦可宵禁。另外，政府亦會直接透過自身的醫療體系，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以香港為例，政府便是透過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各司其職地推動其防疫政策。
只不過，政府的資源並不是無限，權力也並非沒有成本和風險，而且，政府亦並不是什麼都懂，尤其是面對新疫情。
醫療專家包括微生物學家、傳染病及公共衞生學的專家，前者負責研究疫症病源體（可能包括細菌、病毒、寄生蟲等）的特性，並制訂確診的檢測方法和預防感染的步驟；後兩者透過上一篇文章提及的流行病學研究，確立疫症傳播途徑，以及建立整套防疫方針和臨床策略。此外，視乎涉及的器官，例如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呼吸道和肺部，呼吸科醫生自然成為主要醫療專家的一員。
醫療專家既有各自的專長，也有某程度上功能重疊的地方。總的來說，他們至少有3個作用，一是透過科研為疫情提供資訊和知識；二是向政府抗疫出謀獻策；三是透過醫療體系直接向病人提供治療方案，同時亦為其他醫療人員提供意見。
市民參與
在香港這個近乎社會主義式的公共醫療體系之下，一般大眾都可能認為市民得依賴政府去抗疫，政府有責任去保障全民的健康，所以主力在政府，政府應該用一切措施去確保疫症不會在社區蔓延或擴散。
原則上這種想法不會是錯的，問題只在於「確保」兩個字──單憑政府和專家，有沒有能力就「確保」疫症不會在社區蔓延擴散？
事實上，如果沒有市民的參與，莫說要確保疫症不會蔓延，基本上一切政策都只會變成空話。
那麼，市民應該以什麼角色去參與抗疫呢？
筆者認為，市民可以有3個程度的參與：
（一）個人衞生
眾所周知，要避免飛沫和接觸傳播，最簡單而又有效的方法就是佩戴外科口罩和勤洗手。此外，當然還要注意飲食衞生、衣物換洗、家居清潔，以至沖廁習慣等。
單單就這一方面，筆者敢說香港算是不錯，一來香港好歹也是一個先進城市， 二來可能經歷過SARS年代，一般市民的防疫意識都比較強。不過，即使如此，也不見得可以完全安心。
不可不知，佩戴口罩除了保護自己之餘，其更重要的功能是，假若自己染病， 口罩可防止自己的飛沫噴到其他人或物件上。但不幸地，不是所有香港人都認知這個重要性，以為只要自己不介意便沒有問題。戴口罩不遮蓋鼻孔的有，把口罩放在下巴位置去吞雲吐霧的有，隨處丟棄口罩的有，賣黑心口罩的也有。
香港人雖說害怕，甚至仍然有人要求政府部分部門繼續停工， 但他們的出街意欲比在SARS時期明顯大得多。可能香港的疫情未見加劇，不難見到香港大大小小的食肆內，有不少人在近距離下面對面大快朵頤的情景。
實際上社區感染的風險仍未消除，新冠肺炎感染個案中，正正有不少是群體飲食而集體染病，這些甚至也可能包括集體染病的醫護人員。有專家就指出，很多受感染的醫護人員未必是在照顧病人時直接感染到病毒，反而很可能是在處理除缷防護衣物時不慎沾到病毒，再在茶餘時感染到其他同事。
逃避隔離
（二）配合措施
如前文所述，政府有權採取一些強制或勸喻的措施來幫助控制疫情擴散，最簡單的例子莫如因外遊回港而需要隔離的措施。香港的疫情處理，現在仍然採取控疫（Containment）的策略，衞生部門會盡力廣尋和確定個案，並將病人去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找出來進行隔離，目的是將病例嚴控，盡早打斷病毒的傳播鏈，最後達到消除整個疫情。
SARS的病人通常是在感染後一個星期左右入院，病毒高峰期是在第十天，這也解釋了為何當年SARS時代有這麼多醫護人員受感染。新冠肺炎有不少確診個案也是要待至約一個星期，因為徵狀還未消退始入院。但和SARS不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毒數目高峰期是在感染後第三天左右，偏偏那個時候病徵未必明顯，卻已經帶有傳染性，所以今次社區內的緊密接觸者受感染的機會較高。
及早在社區隔離於是成為控疫重要的一環。社會對於應該強制抑或單靠自律去隔離有着不少討論，但筆者想提出的是，如果大家都認同和願意配合隔離措施，強制與否其實並無分別。
問題只是總會有人為了逃避隔離，或由於病徵在初發時都比較輕微，覺得自己「唔會咁好彩」，心存僥幸也好，生怕被歧視也好，總有人會因某些原因不遵從隔離指令。也有不少人即使中間看過兩三次醫生，既不會主動提供自己的外遊紀錄，甚至否認自己曾經到過一些高疫情的地方。
又例如最近熱話的「指定診所」，當萬一香港出現大量求診人士時，醫管局確實需要考慮分階段啟動其「指定診所」，旨在協助於社區分流及處理病況輕微的疑似個案，減少進一步社區傳播的機會，這同樣需要市民配合才能奏效。
說到底，不同的措施總會帶來不便或不安，這個便牽涉到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矛盾。很多人未必在意自己原來也有責任去維護公眾利益，更不知自己會間接破壞了控疫措施的成效，更不用多提本已薄弱的互信關係。
（三）共渡時艱
雖說政府有龐大資源，但資源總不會是無限的。尤其今次疫情涉及全中國，不得不承認的是，如今全球化的布局，明顯與17年前不同，世界許多物資還是中國製造，莫說香港的外科口罩，即使是遠在美國境內的抗生素，也因為中國停產的關係，有隨時斷供的風險！除卻物資製造之外，整個運輸作業鏈同樣受到影響。若果物資一個月內就用了相等於平時10倍的用量，在這個供應又不穩定的環境下，相信世界上沒有幾多個政府能夠「確保」一切供應如常！
香港剛經歷了漫長的社會運動，社會撕裂的氛圍仍然未散，市民是否願意和政府「齊上齊落」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挑戰。然而，眼見香港以外，世界各地的人一樣會為疫情的蔓延而瘋狂搶購物資。理性也好，不理性也好，這，就是「人心和民眾的因素」！
下次續談如何處理「資源並非無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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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天峯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