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轉向

二十世紀前的西方哲學家雖偶有論及語言，卻沒有把其視為重要問題去研究。二十世紀後則不一樣，哲學家發現只有透過語言，我們才能作抽象的哲學思考。既然語言是哲學的必須工具，那麼做哲學就必須先弄清這工具怎樣運作，才能好好地解決各種問題。自此西方哲學出現了「語言學轉向」，語言哲學也成為了顯學。

有趣的是，當代西方哲學的兩大傳統──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竟然都不約而同出現了這個轉向。這兩個傳統自二十世紀初開始分裂出來，迄今大部分時間都相對地獨立發展，旨趣、內容、進路都不太一樣，甚至變得有點像不同學科。既然它們差異這麼大，為什麼不約而同地都出現了語言學轉向呢？

分析哲學（尤其早期分析哲學）的核心關懷在於「求知」，希望探求世界各種事物的真相。在這一方面，跟科學、數學等學科有類同之處：雖然有些研究會有實用價值，但有很大部分哲學家就只是單純想知道問題的答案，不為其他實用的目標而作研究，非常純粹。

然而，我們需要用語言來求知。在求知的路上，如果不了解語言的運作方式，那可能會錯入歧道，令我們離知識愈來愈遠。

分析哲學鼻祖弗雷格（Frege），最初研究的是數學哲學，本來與語言無涉。在過程中，他發現數學中充滿着「a=b」這種等同句（identity sentence）（如「1+1=2」），如果不理解等同句的運作方式，就無法充分理解數學。所以弗雷格後來花了很大力氣去解釋「a=b」這種語句的意思，最終寫成了影響甚巨的名篇《論涵義與指稱》（On Sense and Reference）。

這體現了分析哲學的初衷──沒有弄清語言怎樣運作，就無法求知。後來諸如羅素（Russell）、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格萊斯（Grice）、蒯因（Quine）、克里普克（Kripke）等一眾赫赫有名的分析哲學家，就沿着弗雷格開啟的道路推進，既加深了我們對語言的理解，也助我們以語言哲學切入處理不同的哲學課題。

歐陸哲學（尤其中後期歐陸哲學）的核心關懷與分析哲學不同，更多在於改變世界，建立好的社會，讓我們有更好的人生。

問題是，要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就涉及行動。而人的行動，往往取決於概念和思想。而概念、思想的建立，最終卻不能獨立於語言來理解。所以歐陸哲學的研究，最終也殊途同歸地，回到語言上去。

歐陸哲學鼻祖胡塞爾（Husserl）在研究邏輯問題時，已有討論語言與符號，惟把語言視作重要核心來處理，還待海德格（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

海德格認為，我們理解世界事物的方式，其實跟我們明白一個語言文本（如一本書）的方式一樣；換言之，明白語言文本怎樣產生意義，我們就知道世界各樣事物怎樣產生意義，並形成了我們的世界觀。後期海德格甚至認為，每一套語言就是一套世界觀，透過傳統加諸我們身上，決定了我們怎樣看世界，他甚至宣稱「語言是存在之家」，惟有「了解」語言，現代人才能尋回存在的本源。

按此想法，要了解和改變我們的世界觀，去建立更好的社會，就必須以語言切入。伽達默（Gadamer）、利科（Ricœur）、德希達（Derrida）、傅柯（Foucault）等歐陸哲學大師，就遁這個思路，去思考承傳、結構、解放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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