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宗教遇上千年中國文明蛻變

伊朗的悲劇令我懷念當年王德昭老師在新亞書院講授的「中西交通史」。這個課程道出很多有意義的故事。波斯宗教便是其中一個比較特色案例。中國與波斯的交往,始於漢武帝時期。那時的波斯正處於安息帝國時代,作為絲綢之路的貿易樞紐,波斯商人的駝隊年復一年地穿越流沙,把西域的珍寶運抵長安。到了魏晉南北朝,波斯薩珊王朝(Sasanian)多次遣使來華,祆教(Zoroastrianism)——波斯的古老國教,也隨之傳入。這種信仰聖火、主張善惡二元對立的宗教。北朝政府為此專門設立「薩寶府」,管理這些外來移民的宗教與民事事務。這來自遠方的信仰,第一次在中國獲得了制度化的生存空間。
西元651年,阿拉伯帝國的鐵騎踏平了薩珊王朝。波斯王子率殘部流亡唐朝,唐高宗不僅授予官職,還在伊朗東部設立「波斯都督府」。唐宋時期,源自波斯的祆教、景教(Nestorianism)、摩尼教(又稱明教,Manichaeism),後世學者統稱「三夷教」,在中國碰上截然不同的命運。
祆教是最早傳入的波斯宗教。考古發現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中,石棺上刻着聖火壇和戴口罩的祭司,浮雕栩栩如生,彷彿火焰仍在跳躍。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祆教受到牽連,三千餘名祭司被迫還俗。此後,祆祠漸次荒廢,聖火漸漸熄滅。但那些火焰的餘溫,或許已悄然融入民間的某處香火之中。
景教是基督教東方教會聶斯脫利派,因教義紛爭在羅馬遭禁後,反而在波斯找到了棲身之所,並由此向東傳播。
貞觀九年(635年)秋,一位叫阿羅本的波斯僧人抵達長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迎於西郊——以一國宰相之尊,迎接一位異域僧侶,這在世界史上也屬罕見。太宗允許他在義寧坊建寺傳教,譯經於皇家藏書樓。
景教徒表現出驚人的本土化智慧:他們把教堂稱為「寺」,教士稱為「僧」,天主稱為「天尊」,大量借用佛道術語,讓陌生的教義披上熟悉的外衣。西安碑林收藏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用漢文和敍利亞文記載了這段歷史。碑首十字架被中國傳統紋飾環繞,左右襯以蓮花——十字架與蓮花共生,正是文明交融最動人的意象。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也放置此碑拓印本。
摩尼教的創始人摩尼是波斯人,融合祆教、基督教、佛教元素,創造了一套獨特的「二宗三際」學說。
武則天延載元年(694年),摩尼教傳入。安史之亂後,摩尼教借助回鶻勢力一度復興,甚至成為回鶻汗國的國教。會昌滅佛後,摩尼教遭致命打擊,被迫轉入地下。它改名換姓,自稱「明教」,在民間秘密流傳。有點意外,金庸《倚天屠龍記》讓「明教」這個早已湮沒於歷史名詞,重新走進了中國人的視野。
波斯宗教在中國的命運,折射出中華文明強大的包容與轉化能力。
蒙元時期,隨着蒙古西征,大批波斯人來華。但他們大多已信仰伊斯蘭教,與元朝境內的穆斯林合流,在泉州、廣州、杭州等地留下清淨寺、光塔、鳳凰寺等建築遺存。到明清時期,隨着回族的形成,波斯人作為獨立族群逐漸消融於中華大地。
文明的相遇,不是單向的輸入或輸出,而是雙向的互構。波斯宗教在適應中華文化時經歷了深刻的本土化改造,同時也為中華文明注入了異域色彩——聖火的崇拜、光明的憧憬、彼岸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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