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瘋狂醫生 殘害數百性命 二戰囚犯人體實驗研究瘧疾疫苗
今年4月，我參加每年一度的歐洲臨床微生物學與感染病學大會。這個會議每年在歐洲不同城市舉行，2026年就在德國慕尼黑，這是個既友善又帶點傷感的城市；一邊有美味的啤酒和慕尼黑白香腸造就熱鬧的啤酒節，另一邊又是陰深沉重的達豪（Dachau）集中營。在這個城市，曾經有過一位傑出但又殘忍到近乎瘋狂的醫學家克勞斯席林（Claus Schilling）。
席林1871年7月5日出生在德國慕尼黑，是位傑出的熱帶醫學專家，在慕尼黑攻讀醫學，1895年獲博士學位。他職業生涯起點並不差，曾師從大名鼎鼎的細菌學奠基人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在德屬非洲殖民地擔任醫生，累積豐富熱帶疾病治療經驗。
1905年，席林被任命為柏林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熱帶醫學部門首位主任，此後30年間，他在這個職位建立極高學術聲望，曾為《內科學手冊》撰寫熱帶疾病章節，甚至擔任國際聯盟瘧疾委員會成員。二戰爆發前，席林是德國熱帶醫學界最受尊敬人物之一。
1200活人做恐怖實驗
1936年，席林從羅伯特科赫研究所退休，移居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獲得繼續研究機會，在佛羅倫斯附近的沃爾泰拉和錫耶納精神病院，對病人進行免疫實驗。意大利當局擔心軍隊在衣索比亞戰爭中爆發瘧疾，因此支持這項研究，納粹德國政府也為他提供資金補助。這些實驗涉及人體，受害者是精神病院病人，根本無法理解或拒絕。
1941年，席林在羅馬會見納粹德國的「帝國衞生領袖」孔蒂（Leonardo Conti）。孔蒂對席林的瘧疾研究非常感興趣，安排他與黨衞軍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會面，對方批准席林在達豪集中營設立專門的瘧疾研究站。1942年2月，已70歲的席林開始在達豪集中營工作，持續到戰爭結束，他的主要目標是找出對瘧疾有效治療和免疫方法，更有人相信席林的實驗是打算用瘧疾發展成生化武器。為此，他對約1200名集中營囚犯進行實驗。
首先，席林要令囚犯們感染瘧疾，將他們的手和手臂鎖在裝滿瘧疾蚊子的籠子任由叮咬，甚至直接向囚犯注射含有瘧疾的血液。之後，席林替他們注射高劑量到致命劑量的合成藥物「治療」，包括奎寧、新胂凡納明和匹拉米洞。這些實驗結果是：約30人直接死於實驗過程本身，另外約300至400人因併發症死亡，死亡率超過三分一，許多幸存者也因此終身傷殘。根據集中營囚犯給他的綽號「血腥席林」，可想像當時的恐怖情景。席林清楚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非法，在1945年10月30日提交的宣誓書中，他承認實驗對象並非志願者，但依然繼續進行。
1945年4月，盟軍解放達豪集中營，席林隨即被捕，並在達豪集中營審判中，與其他39名被告一同受審。審判從11月15日持續到12月13日，檢方傳喚70名證人，辯方傳喚50名證人。審判期間，席林做了個令人難忘的陳述。他用英語向法庭聲淚俱下地提出請求，希望盡一切努力完成這份關於瘧疾的醫學報告，他說：「我只需要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打字機。這對科學、對我的同事們來說，將是巨大的幫助，也是我自我救贖的好方法。」在他看來，完成研究報告竟比那些死去囚犯的生命更重要。
獄中撰寫報告 死前仍不認錯
被判死刑後，席林仍在蘭茨貝格監獄撰寫他的瘧疾實驗報告，結尾寫道：「我希望達豪集中營病人所有的痛苦，以及我大部分的辛苦工作，最終能為人類和科學帶來巨大利益。」他至死都相信，犧牲數百條人命可換來「科學進步」。1946年5月28日，席林被處以絞刑。當被問及是否有遺言，他說：「我無罪。請快點結束。」
現時達豪集中營已變成紀念館，遊客可免費參訪，在慕尼黑，這是所有中學生必須到訪之地，學習歷史，從納粹錯誤行徑中反思。席林用非自願人士進行奪命醫學試驗，促成戰後醫學倫理重大變革。當時沒正式的人體實驗倫理規範來追究納粹醫生責任，正是這些在集中營進行的「科學實驗」，促使國際社會在1949年制定《紐倫堡守則》規範人體實驗，這份守則至今仍是全球醫學研究的倫理基石。
撰文: 王建芳醫生_臨床微生物及感染學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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