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說四眾過

罪案發生時，有人挺身而出，亦有人保持沉默，而沉默往往出於恐懼。

過去資訊閉塞年代，諸多宗教曾發生性侵兒童案；以天主教為例，最惹人矚目無疑是神父孌童。掌權者只要摀住成年人嘴巴，微弱的哭喊聲便無法翻越高牆。父母畏懼神權，往往啞忍兒女被侵犯，生還者背負終生烙印，因反抗被滅口、埋在黃土下的無辜者更不計其數。

「不可說神職人員壞話」——由神父到教皇，均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揭弊者輕則被詛咒死後墮入地獄；重則要面對體制巨人的千百種手段，讓你生不如死、陷入萬劫不復。

這種要求受害者噤聲的潛規則，如今依然廣泛存在於佛教圈。「不得說四眾過」被信徒視為不可觸犯的「天條」，普遍共識是：舉報僧人罪行或指出其錯誤，皆會引來地獄之火。這種宣言，阻斷了所有揭弊的可能。

然而根據佛制，「四眾弟子」包含出家男女僧侶與俗家男女居士。當佛教傳入中國，「不得說四眾過」卻被窄化為「不得說和尚過」，形成比丘單向斥責尼眾與居士，大眾卻無法指正比丘的威權。當這條戒律被收窄為「不得說比丘過」，信眾只能盲從，反讓戒律成為害群之馬的防火牆。中華佛教圈屢屢出現如「釋永信」之流的醜聞，皆因這種封建體制而起。

事實上，「不得說四眾過」完全違背佛制「輾轉相諫」、「舉罪」、「不得覆藏」的僧團律制，更無視容許居士舉發僧人罪過、僧團必須依律處置的「二不定法」。若有人揭發僧尼作惡，寺院管理者理應秉公調查懲處。在南傳佛教國家，有法律管理僧團，亦有僧皇統領，任何人均可舉報惡行；反觀港澳台並無宗教局，港澳寺院多數以有限公司模式經營，屬私人機構。除非涉及刑事罪行，警方一概不理；至於私德與戒律問題，涉事者若為管理層，便能輕易操控內部彈劾與除名機制。整體而言，港澳台缺乏開除僧籍的課責辦法，惡徒只需控制董事局，就能繼續披着袈裟招搖撞騙。

佛陀早已預見此弊端，在律制規範中明文：若僧團未能執行戒律懲處惡人，受害者可採用合適方法公開揭發、討回公道。理論上，僧團知悉有人犯錯不得覆藏，需輾轉相諫；屢勸不改者必須向長老舉罪，相互包庇絕不容許。可惜在現實利益面前，願意撥亂反正的僧尼少之又少。

佛制律法賦予信眾監督僧伽的權利，為了維護僧團的清淨與公信力，建立自我修正機制。盲目抬高僧人威權、任其「僧僧相護」，本質上是對權力的集體諂媚。當部分僧侶以「因果報應」恐嚇揭弊者、以「業障沉重」孤立受害者，最終只會讓信眾信仰崩潰、懷疑善惡因果，這才是真正的「毀滅正法」。

健康的宗教團體不該害怕陽光。若將「對罪惡盲目順從」包裝成顛倒是非的「大修行」，不僅是對受害者二次傷害，更是對佛陀悲智雙運精神的背叛。當慈悲失去智慧與正義作為基石，便成了縱容罪惡的偽善。真正的法身慧命，絕非建立在妥協與粉飾太平之上。

面對體制內的罪惡與腐敗，沉默只會讓人淪為隱形共犯。唯有打破迷信枷鎖，健全申訴與課責機制，漢傳佛教才能回歸淨化人心、救贖苦難的本懷。馬丁路德金說：「歷史將會記錄，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喧囂，而是好人的沉默。」這句話對任何信仰都一視同仁，眾生平等、一切皆空的佛教，現已被扭曲成令人步步為營的一言堂。洗腦式的灌輸令受害者連呼救都要三思，這正是宗教的魔力，難怪馬克思感嘆：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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