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樑的搭建:香港教區與內地教會

郭少棠教授 | 2026-08-26

香港教區還有一個獨特的面向:它在普世教會與中國內地教會之間的角色。這個角色,在我大學時期開始接觸中國文化後,才慢慢理解它的意義。

1985年3月25日,胡振中主教訪問北京與上海——這是自1949年以來,第一位訪問中國大陸的香港教區主教。他知道,36年的隔絕,必須有人邁出第一步。

同年7月15日,上海教區金魯賢主教訪問香港——這是自1949年以來,內地主教首次正式訪港。金主教來的那天,香港教友擠滿教堂,有些人從未見過內地主教。

在1989年頒布的《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胡樞機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教區與中國及中國教會的關係」。他不是在談政治,而是在談修和——談兩個因歷史而分離的教會群體,如何重新認識彼此、接納彼此。

1991年的紀念特刊中明確寫道:「香港教會是中國教會的一分子,願主動將橋樑平等伸出,加強與中國各地教區溝通、交流、聯絡。」這句話不是口號,而是行動的綱領。此後的幾十年,香港教區透過聖神研究中心,持續與內地教會保持學術交流、人員互訪、神學對話。

陳日君樞機對「橋樑教會」的角色有另一種詮釋——提供一種「另類的聲音」,讓梵蒂岡能夠獲得更廣泛、更多元的資訊。他認為橋樑的意義,不在於促成具體協議,而在於讓教廷聽到不同聲音,從而作出更全面判斷。

楊鳴章主教在2017年接任後說:「建設橋樑比建設圍牆更重要。」他早年曾隨胡樞機訪京,親眼見證了那段破冰之旅,深知橋樑的脆弱與珍貴。

湯漢樞機延續了研究與交流工作。他帶領的聖神研究中心,成為亞洲唯一專門研究當代中國教會的學術機構,其出版的《鼎》季刊,被全球百多所大學圖書館收藏。

周守仁樞機於2023年及2024年先後訪問北京,強調溝通需要同理心。他說:「共產黨人都係人,都有渴求愛、尊重同理解的心。」這話聽來簡單,卻道出橋樑的本質——橋樑不是冰冷的建築,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理解。

幾位主教對「橋樑」的理解不盡相同,但他們都承認:香港教區因其特殊的地理和歷史位置,有着一份獨特的召叫。而聖神研究中心,正是這份召叫在學術領域的具體體現——以知識、以研究、以對話,默默搭建着理解的橋樑。

橋樑從來不好做。橋樑兩端的人,有時會覺得橋樑偏向對方;走在橋上的人,要承受雙方的懷疑。但沒有橋樑,兩岸永遠是隔絕的。

我從新亞書院的儒家教育中學會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從教會的傳統中學會了「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兩句話,其實是同一回事。也許,這就是「橋樑」的意義——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之間,找到共通的語言。

橋樑的工作不會因為一次訪問、一份協議就完成,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續的耕耘。從胡振中到陳日君,從楊鳴章到湯漢,再到周守仁——香港教區的橋樑使命,還在繼續。從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視角來看,教會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必然受處境化過程(contextualization)影響。本地化與全球化、跨學科與跨文化的詮釋,更有助於掌握這過程的深層作用,以免被表面現象誤導。

(天主教區八十載福傳系列之十三)

(下期預告:跨宗教對話與跨文化交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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