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黃大仙南遷香港傳奇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提出「衝擊與回應」（Challenge and Response）理論，指出文明與組織的成長，取決於其如何成功回應外在環境的挑戰。今年是嗇色園黃大仙祠成立105周年，值得回顧先道侶百年前如何在危機中化被動為主動，南傳道脈、發展善業。

黃大仙信俗奉祀晉代仙人黃初平，本起源於浙江金華，後傳入嶺南廣東。二十世紀初，內地辛亥革命，政局動盪，廣州等地寺廟道壇財產遭沒收，佛教和道教生存環境面臨考驗，這場生存危機成為黃大仙信俗第一波衝擊。

孔子在《論語．公冶長》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1915年，西樵普慶壇的梁仁庵道長得黃大仙師降乩：「此地不宜久留，必須向南遷移。」他毅然與其子梁鈞轉道長攜同黃大仙師寶像南下香港。梁道長初到異地，舉目無親，只能先後在中環與大笪地設壇闡教，後於灣仔開設藥店。

1921年，梁仁菴、馮萼聯兩位道長往九龍訪尋吉地以建壇。依仙師乩示，他們於九龍城登岸後，向北再行2500步，是為吉地所在。當時九龍尚未填海建啟德機場，兩位道長找到的土地剛好位處獅子山麓的竹園村（現黃大仙祠所在地）。他們便在此處插香為記，並回道壇稟仙師，仙師降乩：「此為鳳地，乃開壇之吉地也。」其後仙師又乩示他們在插竹處移右三尺、移後三尺，定為大殿位置。眾道侶便在竹園村以竹棚草創「普宜壇」，成立「嗇色園」為管理機構，這場由政治動盪引發的道脈南遷，讓黃大仙信俗到香港落地生根。

嗇色園成立之際，正值香港人口因內地戰亂急劇膨脹。大量逃難南來貧苦大眾湧入九龍，生活環境惡劣。基層市民往往面臨物資匱乏、疫病叢生打擊。面對嚴峻社會苦難，仙師乩示嗇色園的善業方向：「擬以三教合一，而申明其宗，彼道一風，無爾我之分畛域，方能成大同世界」，「先要建祠宇，後隨開辦善舉，方能昭人信仰」。因而，嗇色園道侶乃落實於「建祠宇，辦善舉」的「普濟勸善」實際行動。

首先是三教兼容。嗇色園主張「儒、釋、道」三教並尊，此文化兼容性，恰好呼應當時由五湖四海滙聚而成的香港難民社會，給予不同背景市民共同心靈避風港。其次是贈醫施藥。1924年起，針對貧苦大眾無錢看病困境，我們既有黃大仙師藥簽，也有免費中醫服務。在西醫尚未普及年代，這無異於久旱逢甘霖，救治無數瀕臨絕境的生命。第三是心靈慰藉。「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黃大仙師靈簽「有求必應」在動盪歲月中傳播，為市民提供強大精神寄託，建構起民間互助與希望的紐帶。

二次大戰後，隨着香港進入現代化社會轉型期，嗇色園面臨港府收地危機。嗇色園的回應更具前瞻性，在同兼東華三院首總理之一的嗇色園總理黃允畋道長協調東華三院支持下，黃大仙祠全面開放，讓三教香火從私人道壇走向社會大眾。同時，慈善事業與香港同步發展，從最初的贈醫施藥，逐步擴展至安老、教育及文化等多元善業。1969年，港府以黃大仙祠善信眾多，將該區定名為黃大仙區。2014年，監院李耀輝道長帶領下，黃大仙信俗成功申報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年更反哺浙江金華祖庭。

回望嗇色園百年發展，黃大仙信俗在香港興盛以至弘揚到世界各地，絕非歷史的偶然，是無數道侶在一次次歷史大衝擊中，傳承「普濟勸善」初心並作出堅實善行而來的成果，而這也構成實踐道教現代化的重要道脈之一。

姚嘉棟律師──嗇色園黃大仙祠教育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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