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精神健康政策（上）
上星期二（16號），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一份有關「香港精神健康政策」的諮詢文件，給議員和持份者審閱，聽取意見。
事源於2017年，當局做了一個「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其中若干提議正有待落實。
為什麼政府要大費周章去制定政策，而滯後時間又長達7年之久？這顯然問題複雜，難以解決，並非餓了便吃，口渴便喝水的自然生理反應。訂立政策是一件大事，足以維繫社會的長治久安；而各個民生重要課題都需要有適當策劃，互相配合，才能發揮全面整體的效益。世界衞生組織（WHO）出版了一份長達129頁的文件，分別述說在世界各地推行「精神健康政策」的辦法。雖然人類各種精神病理，大同小異，然而不是「到處楊梅一樣花」。換句話，各地所面對的困難都有其獨特性，不能等量齊觀。以香港為例：本港和世界許多地方一樣，近年面對很多不同精神問題，不能再依靠「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被動思維，以「小修小補」去應付突發事件；市民決不願意見到，雪球愈滾愈大，事件接近崩潰邊緣，當局才試圖力挽狂瀾於既倒。政府一定要盡快制定恒穩致遠的「精神健康政策」，以應萬全。
首先，負責官員要找出問題的性質、嚴重性及影響範圍的大小，進行深入研究，掌握核心要害，才能知己（實際可以調配的資源）知彼（對付各種難題所需資源），斟酌先後次序，逐步構思解決問題的藍圖。
內外因素
政府在2011年進行了一項較大型的全民「精神健康普查」，取了五千多個樣本，發覺「普遍精神問題」（CMD, Common Mental Disorders），例如：抑鬱、焦慮、強迫、各類身心症等比較輕微的精神病和情緒困擾，高達13.3%；嚴重精神病，例如：思覺失調和狂躁抑鬱症，大概2%至4%。針對上述問題，業界和政府在13年內，沒全盤檢視成因和籌劃可行的紓緩方案，使問題愈益複雜，繩結愈拉愈緊。
精神病和一般疾病有些不同，醫療團隊必須兼顧內外兩方面的影響因素：內在以遺傳因素較為重要，個人成長過程中形成的「特殊性格」亦不能忽略；外在牽涉自身與家庭和朋輩的關係，當中包括學業、健康、就業和感情等經歷。所以，如欲梳理這個千絲萬縷、磨難惱人的問題，一定要有全盤可持續性的計劃，才有可能奏效。
在這十多年，香港出現了不少不如意的事件，還要和全世界一同承受「世紀疫症」的蹂躪，雖然預期的「精神海嘯」未發生，但各國精神病患者仍在繼續加速上升，就如地球暖化一樣，酷熱在各地肆虐，很多低窪地區已經被海水淹沒，如果各國政府不作防微杜漸，各種災害必定不絕為禍人間。
目標為本
就客觀推算，及參考別國數據，香港歷經社會事件和三年疫情，CMD患者增長應該比較多，情況相當嚴峻。當局應考慮手頭上的資源，能否應付源源不絕的求診者。最近，東區某醫院處方四百多日精神科藥物給一位百病纏身的老人（因其精神科覆診期超過1年），這當然不理想；不過，有人辯護：這是無辦法之中的折衷辦法。相信上述個案，只是香港公營醫院行事問題的冰山一角。
說到底，本港在精神治療服務上，相比其他先進國家有頗大差距：精神科醫生、護士、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及個案經理的數目，在不同程度上都低於世界標準。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界在軟件和硬件上雖然捉襟見肘，卻也取得不錯的成績，正有賴我們的專業團隊，作出無私奉獻；倘若當局仍然不帶頭，有心人最終亦無以為繼，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雖然疫後政府面對財政困難，但一些必要開支勢需維持，還要保持相當透明度，讓市民覺得公帑用得其所。當局定下政策，就可以開源節流，增強工作效率，設下清晰目標給所有持份者作為奮鬥的標杆，如設定時間表要於若干年後，精神科醫生和人口的比例達到世衞1：10000的標準。
當然，任可改革都不能一蹴而就，還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等不可預測因素。
規劃政策決不能好大喜功，須審慎地循序漸進，譬如：2011年CMD是13.3%，現在的精神健康政策是否維持不變？或在規定時間內（5至10年）減少其百分比到例如10%？政策制定一定要以目標為本，更要訂下路線藍圖和時間表，並以KPI（關鍵績效指標）去監察執行效果。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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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仲謀最新著作《疫時代精神海嘯》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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