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足夠 已經足夠(上)

天峯醫生 | 2020-03-07

有外國朋友問筆者:「新型冠狀病毒不是以飛沫和接觸傳播的嗎?外科口罩一般已經可以很有效防止飛沫和接觸傳播,當然還要加上經常洗手。香港確診的個案不算多,為什麼你們香港的醫院需要那麼多N95口罩?」

筆者上一篇文章(刊於2月15日)就提過,防疫絕對不是紙上談兵,更不能純科學化去操作,因為當中涉及許多人心和民眾的因素。

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教授,最近在一份報章的專訪中說過,抗疫有三大支柱:政府、專家及社會參與。筆者試圖將之演繹成3個最重要持份者所組成的「抗疫鐵三角」──政府、專家和市民。之所以叫做「鐵三角」,是因為要真正成功抗疫,不是單單靠3個持份者各自發功,而是靠持份者彼此之間的互動,缺一不可!

先談3個持份者的角色。

政府的角色當然是起統籌之效。理論上,政府擁有龐大資源:人力、物力、金錢等;亦有無上權力:既可封城,亦可宵禁。另外,政府亦會直接透過自身的醫療體系,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以香港為例,政府便是透過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各司其職地推動其防疫政策。

只不過,政府的資源並不是無限,權力也並非沒有成本和風險,而且,政府亦並不是什麼都懂,尤其是面對新疫情。

醫療專家包括微生物學家、傳染病及公共衞生學的專家,前者負責研究疫症病源體(可能包括細菌、病毒、寄生蟲等)的特性,並制訂確診的檢測方法和預防感染的步驟;後兩者透過上一篇文章提及的流行病學研究,確立疫症傳播途徑,以及建立整套防疫方針和臨床策略。此外,視乎涉及的器官,例如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呼吸道和肺部,呼吸科醫生自然成為主要醫療專家的一員。

醫療專家既有各自的專長,也有某程度上功能重疊的地方。總的來說,他們至少有3個作用,一是透過科研為疫情提供資訊和知識;二是向政府抗疫出謀獻策;三是透過醫療體系直接向病人提供治療方案,同時亦為其他醫療人員提供意見。

市民參與

在香港這個近乎社會主義式的公共醫療體系之下,一般大眾都可能認為市民得依賴政府去抗疫,政府有責任去保障全民的健康,所以主力在政府,政府應該用一切措施去確保疫症不會在社區蔓延或擴散。

原則上這種想法不會是錯的,問題只在於「確保」兩個字──單憑政府和專家,有沒有能力就「確保」疫症不會在社區蔓延擴散?

事實上,如果沒有市民的參與,莫說要確保疫症不會蔓延,基本上一切政策都只會變成空話。

那麼,市民應該以什麼角色去參與抗疫呢?

筆者認為,市民可以有3個程度的參與:

(一)個人衞生

眾所周知,要避免飛沫和接觸傳播,最簡單而又有效的方法就是佩戴外科口罩和勤洗手。此外,當然還要注意飲食衞生、衣物換洗、家居清潔,以至沖廁習慣等。

單單就這一方面,筆者敢說香港算是不錯,一來香港好歹也是一個先進城市, 二來可能經歷過SARS年代,一般市民的防疫意識都比較強。不過,即使如此,也不見得可以完全安心。

不可不知,佩戴口罩除了保護自己之餘,其更重要的功能是,假若自己染病, 口罩可防止自己的飛沫噴到其他人或物件上。但不幸地,不是所有香港人都認知這個重要性,以為只要自己不介意便沒有問題。戴口罩不遮蓋鼻孔的有,把口罩放在下巴位置去吞雲吐霧的有,隨處丟棄口罩的有,賣黑心口罩的也有。

香港人雖說害怕,甚至仍然有人要求政府部分部門繼續停工, 但他們的出街意欲比在SARS時期明顯大得多。可能香港的疫情未見加劇,不難見到香港大大小小的食肆內,有不少人在近距離下面對面大快朵頤的情景。

實際上社區感染的風險仍未消除,新冠肺炎感染個案中,正正有不少是群體飲食而集體染病,這些甚至也可能包括集體染病的醫護人員。有專家就指出,很多受感染的醫護人員未必是在照顧病人時直接感染到病毒,反而很可能是在處理除缷防護衣物時不慎沾到病毒,再在茶餘時感染到其他同事。

逃避隔離

(二)配合措施

如前文所述,政府有權採取一些強制或勸喻的措施來幫助控制疫情擴散,最簡單的例子莫如因外遊回港而需要隔離的措施。香港的疫情處理,現在仍然採取控疫(Containment)的策略,衞生部門會盡力廣尋和確定個案,並將病人去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找出來進行隔離,目的是將病例嚴控,盡早打斷病毒的傳播鏈,最後達到消除整個疫情。

SARS的病人通常是在感染後一個星期左右入院,病毒高峰期是在第十天,這也解釋了為何當年SARS時代有這麼多醫護人員受感染。新冠肺炎有不少確診個案也是要待至約一個星期,因為徵狀還未消退始入院。但和SARS不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毒數目高峰期是在感染後第三天左右,偏偏那個時候病徵未必明顯,卻已經帶有傳染性,所以今次社區內的緊密接觸者受感染的機會較高。

及早在社區隔離於是成為控疫重要的一環。社會對於應該強制抑或單靠自律去隔離有着不少討論,但筆者想提出的是,如果大家都認同和願意配合隔離措施,強制與否其實並無分別。

問題只是總會有人為了逃避隔離,或由於病徵在初發時都比較輕微,覺得自己「唔會咁好彩」,心存僥幸也好,生怕被歧視也好,總有人會因某些原因不遵從隔離指令。也有不少人即使中間看過兩三次醫生,既不會主動提供自己的外遊紀錄,甚至否認自己曾經到過一些高疫情的地方。

又例如最近熱話的「指定診所」,當萬一香港出現大量求診人士時,醫管局確實需要考慮分階段啟動其「指定診所」,旨在協助於社區分流及處理病況輕微的疑似個案,減少進一步社區傳播的機會,這同樣需要市民配合才能奏效。

說到底,不同的措施總會帶來不便或不安,這個便牽涉到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矛盾。很多人未必在意自己原來也有責任去維護公眾利益,更不知自己會間接破壞了控疫措施的成效,更不用多提本已薄弱的互信關係。

(三)共渡時艱

雖說政府有龐大資源,但資源總不會是無限的。尤其今次疫情涉及全中國,不得不承認的是,如今全球化的布局,明顯與17年前不同,世界許多物資還是中國製造,莫說香港的外科口罩,即使是遠在美國境內的抗生素,也因為中國停產的關係,有隨時斷供的風險!除卻物資製造之外,整個運輸作業鏈同樣受到影響。若果物資一個月內就用了相等於平時10倍的用量,在這個供應又不穩定的環境下,相信世界上沒有幾多個政府能夠「確保」一切供應如常!

香港剛經歷了漫長的社會運動,社會撕裂的氛圍仍然未散,市民是否願意和政府「齊上齊落」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挑戰。然而,眼見香港以外,世界各地的人一樣會為疫情的蔓延而瘋狂搶購物資。理性也好,不理性也好,這,就是「人心和民眾的因素」!

下次續談如何處理「資源並非無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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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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