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足夠 已經足夠（下）

抗疫從來都是一件艱難事，一方面不得不面對「資源總不會是無限」的現實，另一方面更不知「戰事」會持續多久。一刻不能鬆懈之餘，又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上一篇文章（刊於3月7日）提到，抗疫要成功，要依賴抗疫鐵三角──政府、專家、市民。他們除了有各自的角色之外，彼此之間的互動其實更為重要，當中市民是否願意跟政府共渡時艱更是關鍵。

要共渡時艱，是因為任何資源都有限制，亦因此我們在現實中從來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只接受完美。只不過，又總有些基本的底線一定不能僭越。於是我們就要適當地運用風險分層（Risk Stratification）。以隔離為例，隔離的地點可以是醫院、院舍和家居。香港的疫情處理現在仍然處於圍堵控疫的策略，是因為現在香港的疫情還未見到廣泛感染的情況。

圍堵的意思是要盡快盡量把患者和與患者有過緊密接觸的人隔離，阻止病毒接觸到其他人。要做好這個策略，衞生部門會盡力尋找和確定個案，需要根據病情和科學數據判斷，及歸納各項高危因素，再以其可行性訂立篩查的包攬範圍。篩查的包攬範圍愈闊，要檢測的人愈多，如果納入監察的人數愈多，要被隔離的人自然愈多。好處是加大機會做到嚴控疫情，同時或會出現很多「疑似」個案，但最後確診的個案通常只會佔小部分。此外，其他社會成本也會大大增加，包括合適的隔離地方和人手配合。幸而現在有科技支援，已大大幫助減少部分的成本。總括來說，確定篩查和隔離的包攬範圍，本身就是要從風險和可行性取個平衡。

實施隔離的地方同樣要應用到風險分層。理論上，所有人在醫院接受隔離最理想，因為一切的防疫設施都有一定的標準。但現實是世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有足夠的醫療設施去接收龐大數目的隔離人士，更不用說醫院還要照顧恒常有其他醫療需要的人。所以醫院一般只會接收最高風險人士──確診病人或有病徵的疑似個案，染病風險較次的人（如與確診患者有緊密接觸者）一般會被安排到特定的院舍隔離，包括度假村、未入伙屋苑甚至酒店等。同樣地，院舍單位數目亦受限制，加上社區人士未必接受，一些風險更低的人（如曾經到過出現多病例的地方）便可以被安排在家居隔離。好處是被隔離人士較容易接受，社會成本較低，但難處就是強制和勸喻之間的問題，另一個是執法的問題。隔離的效益，尤其是後者，很大程度上與社會人士願意配合與否掛鈎。

時機的掌握

如果面對太多確診個案，國家或地區通常只得兩個選擇。一是在短時間內建設更多醫院和負壓病床。武漢用了10天時間以組裝屋建成的「火神山醫院」便是一例。香港醫院管理局也正有以小工程形式增加負壓病房數目的計劃，也是為了增加醫院處理感染病人的容量。第二個選擇就是按病情輕重分流，若病徵輕微，確診者會被安排在家中治療。此舉對香港人此時此刻來說可能是匪夷所思，但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已經正在實行，其實也是風險分層的一種。假若香港社區已經有廣泛感染，就像當年SARS感染最高峰時，感染的人數已經超出醫院可以應付的數量，策略上便不得不讓病症輕微的病人留在社區治理，以確保重症的病人不會因床位不足而失救。

當然，時機的掌握很重要。社區感染的人數增加至某一程度，社區圍堵控疫的策略已不切實際，這時如果繼續將所有確診人士都送去醫院只會令醫療體系不勝負荷，間接令更多病人得不到合適治理。反而接近社區的「指定診所」就可發揮其在社區的效用，既可以負責任將病情嚴重的病人分流去醫院，並為病情輕微的病人配方適當藥物和覆診。所以市民需要明白，不能以當前的情況去理解將來疫症高峰期或有機會使用的「指定診所」的操作。毀壞醫療設施對抗疫絕對不會有幫助。

關口人流管控曾經是香港社會熱烈爭拗的問題之一。理論上及早全面封關是最有效阻截受感染病人從外輸入，但時間性很難掌控，太早太全面或會嚴重影響民生，當然太慢便形同虛設。從網上資料可見，除了頭10位確診者外，1月30日後呈報及確診的輸入個案中，絕大部分是從內地回港的香港人。除了因為政府在2月初實施局部封關，更大原因相信與中國在較早時間已限制內地人出境，以致內地人進港數目已經降低有關。

正如袁國勇教授早前說過，現在香港的風險漸漸由從國內輸入變成國外輸入。即使中國大陸本身，其從外國的輸入病例也正在明顯增加。什麼時候以什麼程度和形式控制關口人流，絕對是考驗政府的應對能力，亦要隨情況變化作適時應對。又如世衞也說過，由於每個地區疫情和社會環境不同，很難就通關安排作指引，亦很難評論個別安排是否恰當。

由於疫症蔓延至全球不同國家，大家現在可以見到不同政府的不同策略和定位。但值得留意的是，即使醫學先進如美國，每年死於流感的人數也是數以萬計。此外，每個國家地區檢測新冠病毒的做法不同，防疫策略亦各異，更會隨時間而作出調整，即使是純然的確診數字亦未必完全反映疫情狀況。要比較誰好誰劣，很多時並非想像中簡單容易，我們一般都只能由最終的疫情回望，作事後孔明。

於香港，政府一定有不足，但如果說這次疫情中政府完全一無是處似乎又不太公平。單單從暫時的疫情來說，香港的狀況始終不算太差，但如果缺乏市民參與，單憑政府和專家是沒有能力「確保」疫症不會在社區蔓延擴散。政府與市民之間要互動，自然少不了良好的溝通。

一方面政府當然要釋出令人感受得到的善意和意志，不幸地，政府還是未學好如何與市民溝通。首先，政府還是以17年前的形式與市民溝通，只停留在每天的新聞發布會，以及一些抗疫電視節目和傳統健康教育式的廣告。事實上抗疫除了策略實行，還要加強市民的參與配合，溝通也需要全盤性策略，主動式文宣的重要根本不言而喻，偏偏又是政府最弱的一環。

人人有責任

此外，政府很多時只顧說「不能夠」的理由，卻不談正面可行的方法。例如最初張建宗司長就很詳盡解釋為何不能以包機接載滯留湖北的港人，其中理由包括很難將在該處的港人集合，最近卻證明其實不是不可行。

又例如口罩問題，即使未必立即解決到問題，但至少政府應該大刀闊斧提出一些做法，限購也好、限價也好，令市民感受到政府正在做點事。政府就總是「綁手綁腳」，缺乏果斷的勇氣。當然香港的氛圍也令整件事情雪上加霜。自己身體自己照顧其實是天經地義，如果說「自救」，倒不如說「防疫人人有責」！只是社會瀰漫住「捉錯處」的思維，對客觀成果不太關注，只為去「證明」政府的不濟。當然，要「體現」政府不足根本不難，但面對疫情之下，孰輕孰重，也需要有個分寸。

筆者聽過不少關於醫院的謠言，客觀效果是打擊醫護人員的士氣和社會大眾的信心。如果大家凡事去到盡，不理實際環境而只顧尋求自己的「完美」或缺乏討論的耐性，動不動就以接近極端的手法「迫使」其他人認同自己主張，甚或執意要「反政府而行」，其實都是極為不智的，因為這些都會有意無意地增加了疫情失控的風險，而最終受害的只會是整個社會。

疫情既可喚起人性光輝、促使社會合作；亦可暴露人性陰暗面、助長撕裂。如果這個世界的人願意付出的比他們所訴求的多，這個世界便不再缺乏些什麼。

一切只要足夠，就已經足夠了！

撰文：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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