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使精神問題惡化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這本是南北朝時代文士丘遲所寫的名句,傳頌千古(見〈與陳伯之書〉)。千多年前中國江南的天氣應與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有分別,但2021年的今天,「東方之珠」正是繁花盛放,姹紫嫣紅,但相信港人有閒情逸致欣賞者不多,芳華絕代的美色可能「都付與斷井頹垣」。香港春花開放的時間似乎是愈推愈早,這當然是全球暖化的徵狀,而其原因可溯源於人類的污染陋習,肆虐年多的新冠肺炎亦多數與此不無關係。
雖然世界各國都展開了疫苗接種行動,但世衞發言人斷言要在年內消滅疫症,應屬癡人說夢。這次世紀瘟疫何時會正式落幕?無人智珠在握,因為早前很多專家的預測都未能應驗。是不是大家不用再聽取專家的意見?當然不是!預測是要基於科學理據和邏輯推斷。
2020年1月21日,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精神海嘯情緒狂潮〉的預測;到該年的5月,英國皇家精神科學院前院長Wendy Burn教授的Mental Tsunami一語驚醒全球。事實上,很多先進國家已經察覺到他們的社會出現精神問題增加的現象,便立即準備應對的方案,例如:英國政府大幅增加有關的撥款,並積極鼓勵醫科畢業生和年輕醫生加入精神治療的團隊;澳洲除了增撥款項外,並召開會議商討對策,以防止精神治療系統有崩潰的危險。反觀香港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只對精神病服務增加1.47億元,這簡直是杯水車薪。
猶記得十數年前,葵盛東邨有精神病人手刃一名保安員,輿論嘩然,政府立即撥款一億元作燃眉之急。其後,當時的特首檢討,稱區區一億元的資源,猶如泥牛入海,成效如何?答案是不知所終!這無非證明了政策不能無的放矢,而且要強而有力,才有預期效果,否則只會浪費公帑。
家暴成為家常便飯
香港連續經歷了人禍天災,社會氣氛日趨沉重,家暴成了家常便飯。最近更出現了一宗倫常慘劇:一名長期患有嚴重精神病的老婦,持刀刺殺熟睡中結縭數十載的丈夫。
究竟香港人現時的精神健康狀況如何?專家能否用家暴和自殺的數字作為推斷的論據?這個問題可算是見仁見智,但應該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到目前為止,筆者還未收到舊年的官方自殺數字,但根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019年的統計,該年的自殺人數較2018年輕微增長了4%。這間接反映了社會運動對港人精神健康的影響不如預期般嚴重,但是也不能忽略精神失衡和經濟衰退同樣會有「滯後現象」,為政者絕不能掉以輕心。
今次的新冠病毒港人自救得宜,例如在早期已經四出張羅口罩,這無異是有賴於2003年SARS的經驗,而當年自殺率創新高,顯然是由於經濟低迷,而非病毒可怕的殺傷力,餘此類推: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和本地經濟的盛衰是息息相關的。特區政府也心中明白,遂展開一連串的補助計劃,但「巧婦難為無米炊」,從2021年的「派糖」規模遠遜往年便可見一斑。失業率將「超七指八」,本地零售額連跌24個月,兩個數字都比預期更差,加上「世界新冷戰格局」的形成,香港這個「最自由的經濟體」首當其衝。人浮於事,最是難堪,不單是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而是世界的共識。
日本以前自戕風氣甚盛,但經政府大力斥資改善各種治療和輔導服務後,自殺率連續下降11年,但2020年大概因疫情關係,反跌為升。奇怪的是男性自殺率仍然稍稍下降,女性的就大幅上升15%。據當地專家的初步研究,近十數年來,日本女性為擺脫家庭之累,獨身不嫁的數目增加,她們要自食其力,本來並無不妥。不過,去年的疫症嚴重打擊了日本本已衰弱的經濟,就業機會的減少,對女性的影響遠過於男士。所以,全球當務之急是加速疫苗的接種,希望盡快重啟正常的經濟活動,防止人類的精神健康進一步惡化。
可惜,多種急就章製成的緊急應用疫苗,真正的保護作用和耐久程度成疑,全球能恢復疫前的經濟水平,不知是何年何月!在這個「空窗期」,港人不能坐以待斃,應該細心研究以現存的有限資源去抗衡或會逐漸浮現的「精神海嘯」。簡言之,就是強化每一個精神健康服務環節的效率。
支援精神健康服務
香港400多位精神科醫生,大約有一半正在私人執業,於是在公營醫院服務的人數遠遠低於世衞的標準(10000比1)。現代精神健康服務的團隊是多元化的,除了醫生外,還有護士、心理學家、社工和個案經理等。這支專業團隊要緊密合作才能較快治癒病人,使他們重回工作崗位,貢獻社會。不幸的是,這支團隊不是環環相扣,而是有分崩離析的趨勢,原因無他──人手嚴重不足。當局在擴建醫院上不遺餘力,但是在很多情況下,「軟件」比「硬件」更重要。培養一個醫學生成為精神科醫生最少要14年,為今之計只有三招可用:
一是加強「公私營合作」,例如使用醫療券之類的補貼,資助病人光顧私家醫生;或者邀請私家醫生在適當時間返回醫院工作,減輕公營醫院同事的工作量及提升診症質素。
二是大力提升家庭醫生的精神病治療知識,例如:政府撥款給兩間大學的醫學院,積極擴充現有的「部分時間制」精神治療文憑課程,訓練足夠普通科醫生掌握診治一般精神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s, CMD)的能力,以騰空時間給精神科醫生處理較複雜(Major Mental Disorders, MMD)的個案。
三是招募海外專業人士來港服務,這似乎是政府最新醫療改革的一部分。筆者就精神科而言,認為這個構思未必有很大的用處。海外醫生兼具專業資格,能操流利廣東話,又諳本地文化思想的數目,肯定是寥若辰星。
在這個世紀變局下,市民決不能甘願做一隻「忍者龜」,反而要努力自求福祉,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忍辱負重,接受「嗟來之食」未嘗不可。最重要的是社會人士必須持之以恒,說服政府接受精神健康服務,一定要有長遠的計劃和路線圖,制定藍圖的機構當然「有權有責」(效法一些先進國家,設立精神健康局/公署,統籌有關服務),才是上上之策。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遲到肯定好過「冇到」。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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