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西班牙流感，我們進步了多少？

1918年至1920年間，西班牙流感橫掃全球，約18億人口中就有6億人左右受到感染，死亡人數估計是2000萬到5000萬之間，比當時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還要多！100年後的今天，面對新冠肺炎，我們進步了多少？

聽到西班牙流感這個名稱，可能很容易以為西班牙就是大爆發的發源地。但事實上，西班牙流感大規模爆發於1918年的冬季，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有份參戰的許多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以至德國等的民眾都受到大規模的感染，連士兵們也不能幸免。但是，為了避免影響戰事，各國政府都不約而同地沒有如實地報告疫情。反而西班牙作為中立國，成為當時唯一一個報道流感疫情的國家。

西班牙自然也曾抗議「西班牙流感」這個命名，只是抗議無甚效用。直至2015年世界衞生組織發布了新的疾病命名指南。當時世衞組織負責衞生安全的助理總幹事福田敬二說：「一些疾病名稱對某些特定宗教或種族群體造成不良影響，也會對商務、貿易和旅遊等各方面造成障礙，有些時候還導致不必要的殘殺動物。這對一些人的生命和生活可能會帶來非常嚴重後果。」

今天仍然有人質疑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出現的初期刻意隱瞞真相，反而會接受戰爭時期隱瞞真相的西方國家解說為不得已的選擇，也不太重視一些關於新冠病毒在其他國家地區可能更早存在的報告。當然這可以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但正如西班牙流感，其實我們仍然未能排除到在武漢公布疫情之前（縱然她可能真的有延誤），其他國家地區忽視或隱瞞可能更早已存在疫情的可能性。名稱本身其實並不重要，只是人類始終無法摒棄「不祥之物必定源於他人」的敵我意識偏見，這其實不利於客觀科學研究、溯源，甚至全球抗疫的工作。

雖然在十九世紀末期已經發現了過濾性病毒，但在西班牙流感，或者應該稱為1918年流感，爆發的時候，人們連流行性感冒是由什麼病原體造成也不清楚，更莫說編譯基因序列和製造疫苗。他們只知道是一種會致命的傳染病，甚至有官方認為是由農場焚燒家畜的糞便，污染了空氣而造成。

眾說紛紜

1933年，英國科學家分離出第一個人類流感病毒，並命名為H1N1。然而，要確定1918年流感的真正病原體，還得需要獲得當時的病毒株RNA基因序列。但當時絕大多數的死者遺體因為防傳染都已經焚毀，去哪裏找到當時的病毒株呢？

一直要到1997年，美國陸軍病理研究所的科學家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的研究團隊在一位士兵的肺部樣本，找到一些病毒的 RNA「碎片」，並分離出流感病毒8個基因中的5個。另一位美國病毒學專家約翰霍爾頓（John Hultin）先後在1951和1998年到美國阿拉斯加州蘇厄德半島，一個位於白令海峽附近叫布瑞維格米申的村落，採取病毒樣本。該處居民是紐因特人，屬愛斯基摩人的一支。村裏約八至九成的成年人，在1918年時被流感奪去生命。由於死者的軀體被埋葬在冰土之下而獲得完整地保存，科學團隊在第二次到當地時，終於由其中一位女士的肺部病理組織切片中，補足先前樣本缺失的部分，拼合成完整的基因序列，確定1918年流感是由一種H1N1亞型流感病毒變異引起。

然而雖然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病毒最早究竟是出現在歐洲、美洲還是亞洲，至今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有研究認為，英國主要的部隊和醫院營地所在的法國埃塔普勒，被認為是1918年流感的核心地點。因為當時的醫院每天需治療成千上萬受傷的軍人，那裏也有養豬場。另外，也有說在1918年大流行時，病毒已在歐洲的軍隊中傳播了數月甚至數年之久。又有說在1917年，法國農村就已經出現類似的病例。

2000年後，有報告認為1918年流感是起源於美國。例如有統計表明，到1917年底，至少14個美國軍營中已經發生了第一波。1918年，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基地醫院接診了大量突然發熱或頭痛的士兵。當美國援軍去到歐洲，流感就在英法聯軍士兵之間迅速蔓延，甚至連與聯軍對峙的德軍也沒逃過被感染的厄運。

不過，也有歷史學家指出，在英法戰線工作的中國勞工，可能是此次流感的源頭。原因是中國的死亡率低於其他國家，這顯示中國人口可能因為之前已感染病毒而產生了免疫力；也有指中國北方1917年11月曾經發生呼吸道疾病疫情，和隔年在歐洲爆發的流感完全一樣。

事實上，瘟疫自古都是不祥物，人的主觀感受會認為惡病必須來自其他地方，甚或來自敵人。當時，正在和德國打仗的美國，就曾將疫情描繪成是德國間諜在波士頓散播病菌，當然同樣未能提供具體證據。

以史為鑑

由追蹤1918年流感病毒的歷史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想像，追溯新冠病毒的來源將會同樣存在着許多迷思和疑團。

1918年流感的時候，人群產生恐慌，懷疑周圍的人，不再相信醫療衞生系統，想盡一切辦法自救。而且，原來全世界官方與醫界的反應遲緩幾乎是常態，100年前如是，100年後也如是。1918年流感在全球導致2000萬到5000萬人死亡。美國方面，由於當年紀錄不全，保守估計死亡人數也近70萬人。可惜至今全美因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卻已突破91萬人。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傳染病專家基斯勒（Stephen Kissler）指出：在應對新冠疫情時，美國人重複了很多在1918年犯過的錯誤。CNN也有報道：當年的教訓，包括過早解除防疫措施、以為年輕人或健康人就不容易感染、依賴未經證實的治療手段等等，都似乎一一被遺忘了。

BBC中文版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就闡述了幾個關於封鎖與經濟恢復的研究。

1918年9月，美國各城市組織遊行宣傳戰爭債券。在流感開始的時候，其中兩個城市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措施：費城繼續舉辦遊行，而聖路易斯決定取消活動。一個月後，費城有超過1萬人死於這場瘟疫，而聖路易斯的死亡人數卻低於700人。另一項針對1918年幾個美國城市干預措施的分析顯示，在那些早期禁止公共集會，關閉戲院、學校及教堂的城市，死亡率要低許多。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組美國經濟學家也對1918年的封閉措施進行了分析，發現措施更加嚴格的城市在大流行之後的經濟恢復速度更快。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表示，1918年流感美國死亡人數近70萬，其中一個原因是過早放開封鎖措施：「那時政策出台後通常持續4周左右，之後因為公眾壓力被放開。」他認為如果封鎖可以堅持12周左右，那時的結果會更好。

1918年流感，沒有疫苗，約兩年後消失了；新冠肺炎有疫苗，經歷了兩年多還未完。雖然在1918年流感發生過的，在新冠肺炎也「熟口熟面」，但這些經驗在100年後卻被視為「過時」、「低檔」了。科技使我們更快認辨出病毒，也神速地製造出疫苗，但就改變不了人心，亦似乎未能令很多國家成功抗疫。

抗疫最基本是要減少死亡數字和令醫療系統崩潰的壓力，當然也要顧及對經濟及民生的影響。只不過，可能因為許多國家在死亡和醫療系統方面都已做得不好，唯有用Omicron較低的死亡率淡化更能反映實情的死亡數字，同時把焦點放在經濟和民生以顯示自己抗疫「成功之道」。如此看來，英國首相約翰遜最初的「群體免疫論」，其實亦非無其「先見之明」。但抗疫是否應該如此，可能也要靠之後的歷史學家，才有機會真作公論了。

畢竟願意以史為鑑的通常是少數，而當大多數地方都漠視歷史經驗的時候，香港是否也難逃過重蹈覆轍的魔咒？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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