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繼續吹

天峯醫生 | 2022-03-30
近期香港新增新冠病人的數字漸見回落,但不代表第五波疫情已過,更不等於我們已經實現「與病毒共存」。 (香港中通社圖片)

改裝後轉成了可接收新冠病人的病房,部分醫院甚至轉成指定醫院,加上設立了不少社區隔離和治療設施,急症室的情況已見紓緩。
但誠然,真正令急症室情況獲得紓緩的最大原因,是近期新增新冠病人的數字漸見回落。只是,這並不代表第五波疫情已過,更不代表我們已經實現「與病毒共存」。
首先,在數目上,雖然與這一波最高峰期日增過5萬個案來比較,現在確已算大幅回落,但截至筆者為文之時,仍有新增約八九千個案,這還是遠遠超過頭四波疫情最高峰的數字。
另外一個受人關注的數字,自然就是死亡數字。事實上,從外國的經驗已經可以看到,即使如歐美國家早前確診數字回落時一樣,其死亡數字其實也同樣在一段較長時間維持在高位,只是大部分倡議「與病毒共存」的人士都只着眼這些國家確診數字的下降,並視之為應該仿效這些國家與病毒共存的「理據」,卻鮮有提及這些國家當時仍然高企的公營醫療壓力以及病人死亡數字。
所以,可以預見的是,香港的死亡數字是必然地會滯後於確診數字的回落。只不過,在筆者為文時,每天染疫而死亡的人數大概為一百多人,已經比之前日亡約二百多人稍為回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死亡數字可能包括「因新冠感染」而死亡的個案,也包括「帶有新冠感染」但死於其他原因的個案。這個概念大眾未必容易明白,但情況就如大家憂慮打疫苗會導致死亡一樣。
筆者也曾解釋過,有說接種某隻疫苗之後出現癱瘓甚至死亡個案,但實際上這些情況即使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同樣會出現,結果並不會因接種疫苗之後而改變,所以疫苗與該等嚴重情況的因果關係其實並未能確立(見〈最緊要「打」〉刊於2021年3月3日)。

所以並不是所有有新冠病毒死亡的個案就必然是因為感染新冠所導致的,也有可能只是因為病人本身的長期病患所致。不過有時要即時在臨床階段確定是「因新冠感染」而死亡,抑或是「帶有新冠感染」但死於其他原因未必容易,不同國家也可能抱持不同標準。
關鍵就是快
但可以肯定的是,長者死亡率最高;而且根據衞生防護中心在本月初為1341名死者所做的分析,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人士的死亡率僅為0.04%,而沒有接種疫苗者的死亡率則為1.25%,為前者的31倍!
香港的死穴正正就是偏低的長者、長期病患者,以及院舍院友的接種率。接種疫苗可以減少重症和死亡不是現在才知道,只是不知道那些仍然拒絕讓其老者親人接種疫苗的人可會難辭其咎?而政府在制定整個疫苗注射政策和方略時,尤其為長、幼、弱的群組,又可否再堅定和積極進取一些呢?
話說回頭,除了不斷呼籲要及早接種疫苗,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主任葛西健也早在上年12月初,世界Omicron還處於初期「冒起」之時,已經作出呼籲:「積極備戰邊境管制可以延遲病毒的進入並爭取時間,但每個國家和每個社區都必須為新的病例激增做好準備。」
筆者在〈天下抗疫 唯快不破〉(刊於2021年12月8日)中曾經提過,加大感染基數就有機會提高重病的數目,始終仍會增加醫療系統的負擔,不單會直接引致因新冠感染而造成的死亡數字,也有更不計其數因逼爆醫療體系導致延誤醫治而死亡的其他病症病人。
筆者亦提到,面對詭異多變的病毒,關鍵就是快。病毒會變,我們也要變,更要和病毒鬥快。首先,指揮體系的反應要夠快;指揮體系要夠快,首先要有足夠檢測和隔離能力,也要在未雨的時候就要綢繆。其次是執行起來要堅決,指令要簡單而清晰,行動要果斷,要先保護老弱婦孺。最後便是要讓民眾齊心,政府需要先分離出有用的提醒和意見,不能因一小撮人的不滿和自我,而放棄整個社會的安全。可惜即使時至今日,即使有了「國家速度」所設立的許許多多隔離或治療設施,但對於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的治療和隔離,仍然未能做到配置得宜。「有床沒人用」的有,「有人未獲分配」也同樣有。歸根究柢,可能又是「人手」問題。
質量皆重要
簡單來說,人手問題可能有兩個層次:「量」和「質」。
就「量」而言,香港不是沒有人,而是可動員的不多,又或者再精準地說,是政府動員到的不多。以深圳為例,做全民檢測的時候,至少所有公務員、所有老師都要做義工。但在香港,筆者看不到政府有同樣堅實的指揮體系,反而民間個別團體或人士有自發的各類抗疫活動,只是,在缺乏政府的全面統籌之下,效能難免有限制。
本地醫護人手不足,有些工種本地人亦不願意做;但教人傷感的是,對於內地援兵,我們的反應又似乎不太正面。好像曾經有記者就第一時間問道,面對那些從內地來港協助抗疫的醫護人員,可以如何投訴他們?明白兩地有許多文化、習慣和處事方式的差異,也明白始終需要有監察和回饋機制,但若果只抱住一種「趕客」的心態,最終損失的會是誰呢?
至於「質」,筆者不是指人手的質素,而是指調配人手的能力。不同設施由不同部門或機構營運管理,但卻好像欠缺一個統一的配置機制。部門即使能夠做好自己的部分,但對於不屬自己範疇的事情,往往都有難越雷池半步之感。而且在運作層面,無論是資訊或個案跟進,通常都鮮有互通的機制。另一方面,在不同設施有不同接收條件的情況下,再加上不時調節的規限,醫院或院舍要轉介都會有點「花多眼亂」。
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往往考慮「可行性」先於考慮想要達至的效果,形成只是「做了」,但卻未能「做到」的情況。但今次政府宣布一系列的放寬防疫控制措施卻反而好像很有系統和時序計劃,只是事實上本港疫情風險仍然未過,正如歐美的確診數字也已經出現反彈。
其實重點不是每天的確診數字,而是公營醫療體系是否能夠承受需要入院和重症病人、以至死亡人數的壓力。
正如前文所述,為了應付暴升的確診人數,公營醫院有近半病床轉為接收新冠病人,部分醫院甚至轉成指定醫院,但我們不能永遠就這樣而「共存」。事實上很多急症醫院已經出現非新冠病人等候上病房的情況。
很多原本是非急症但因新冠疫情而被迫延後治療的病人,包括其他心肺疾病和外科病人,經歷了兩個月疫情之後,其病情已經有所惡化,待不得不到急症室時甚至已經相當危重。不少醫院已陸續將新冠病房轉回普通病房,以收治這些非新冠而病情惡化的病人。如果此時新冠疫情再出現反彈,而需要入院的人數比率仍然不減的話,早前病人留宿戶外等病床的情況恐怕只會重現,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即使有西方國家的前車可鑑,就如筆者在〈回望西班牙流感,我們進步了多少?〉(刊於2022年2月16日)所言,似乎仍未能為我們抗疫之路帶來多少進步。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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