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另類問題──院舍
香港的新冠疫情至今,尤以第五波最嚴重。而當中最為觸動人心,莫過於在疫情最高峰期時,不少長者滯留在多間公立醫院的急症室等待上病房,九龍區更是首當其衝。
由於老弱病人實在太多,有醫院高峰期每天就有高達三四百名病人滯留急症室等入院。加上有不少公立醫院正值進行翻新工程,樓上病房床位有限,部分病人被迫要被安置在戶外等候,等候時間更是數以日計。雖然已經過了農曆新年,但當時香港天氣仍然時受寒風影響,形成一幅幅長者包着暖氈捲縮於急症室帳篷內外輪候的畫面,教人心酸。
醫護同事都慨嘆,急症室猶如戰地醫院,同事們都疲於奔命,洗手間不能去,飯也沒時間吃,面對病人不斷湧入,連給病人安躺的推床也不敷應用。醫護同事捱得辛苦,更難受是眼見最基本如給予病人起居飲食的照顧和尊嚴也做不到,就連久歷沙場的急症室主管醫生亦心如刀割,在一次員工大會中淚灑當場。
長者病人擠滿急症室,很大程度上跟大量長者院舍爆疫有關。但事實上,這個風險並不是不能預計。在香港新冠疫情的頭四波,許多院舍都恪守嚴格的探訪限制,雖然也有引發一些人道上,即長者長期未能見到家人的爭議,但相對來說也算是「守得住」。但到了第五波,面對如此高感染力的變種病毒,最好的「守門員」也變得無能為力了。
筆者聽外展同事說,以他所見,管理和質素較佳的院舍,爆疫的機會的確較低,即便爆疫也相對有更好的控制;但歸根究柢,大部分的長者院舍疫苗接種率都不超過三成,而如此低的疫苗接種率,絕大部分原因是未能獲得家人同意。
由此可見,院舍的管理和疫苗接種率成為院舍爆疫的兩個最大關鍵。
筆者在〈樹欲靜而風不止〉一文中(刊於2022年3月2日)提及,醫院的外展同事會親身到院舍了解院舍的裝設,給予隔離和感染控制的專業意見。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醫管局已經有老人科的外展隊,為安老院舍提供醫療支援,一些長者即使生病或有長期病患,也毋須一定要送去急症室。只是面對良莠不齊的安老院舍,加上在疫情中的工作量倍增,外展隊同事的「戰鬥力」,同樣是捉襟見肘。但若非外展同事的努力,醫院情況必會更差!
千瘡盡現
相比起安老院舍,有另一種院舍所獲得的醫療支援可能更加薄弱,那就是殘疾人士院舍。雖然我們除了老人科外展服務之外,也有精神科外展服務,但大部分殘疾人士院舍都未被納入為這兩種外展服務的服務範圍之內。而殘疾人士同樣是缺乏自理能力的一群,其院舍爆疫的風險其實不亞於安老院舍。幸而,醫院的老人科外展和精神科外展同事願意合作,前者有提供醫療和藥物支援的經驗,後者較懂得照顧有智力障礙的人士。他們「雙劍合璧」,也確實減輕了醫院不少壓力。
眾所皆知,長者入院一般的住院時間較長,加上大多數長者都是體弱多病,所需要的醫療照顧都比較多。然而,殘疾人士入院所需要的關顧其實比很多長者還要多,而且更容易收到家人的投訴。
主要原因是殘疾病人未必懂得表達自己,也不懂得照顧自己,但卻比一般長者更「孔武有力」。尤其在陌生的醫院環境裏面,他們更容易因怕生或不習慣而作出反抗和掙扎。同時亦因為他們不懂得表達自己,醫護同事面對家人投訴時,即使已經盡了最大努力照顧病人,往往也是百詞莫辯。所以如果院舍條件許可,病人情況又輕微穩定的話,無論是長者抑或殘疾人士,能夠把他們留在他們熟悉的環境由熟悉的人員照顧,其實比入院有更多好處。當然家人和院舍最擔心的是,如果病人病情惡化,便有機會因延誤送院而失救。另一方面,如果是傳染病的話,亦擔心會影響其他院友。
這些憂慮自然不無道理,但筆者倒仍然認為,香港市民大多數實在太依賴醫管局,太依賴以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架構。誠如筆者在〈公營醫療如何持續發展──策略篇〉(刊於2021年6月9日)所言,要令香港的公營醫療得以持續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策略,是需要減少不必要的入院。
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之前,香港的公立醫院就已經有「等」和「逼」的問題,尤其在每年的季節性流感高峰期,同樣出現大量病人滯留急症室的情況,只是程度上當然遠不及今次新冠第五波高峰期。平時都已經「掹掹緊」,一遇到「絕世高手」,自然更加力不從心、千瘡盡現。
只可惜,這個並不單純是醫療問題,是醫療和社福共同的問題。如果單純從醫療角度出發,我們可透過教育、賦能及利用各類科技,甚或透過遠程監測,貼身跟進院友的健康狀況,以致提供適時支援。事實上,政府加設了許多社區隔離治療設施,的確已大大紓緩了院舍和醫院的壓力。醫管局方面亦增設了指定診所和加強外展服務,提供新冠口服藥物等,也有助於減少因新冠感染入院的需要及引致重症和死亡的機會。連同部分醫院、病房被轉為指定醫院、新冠延申病房,以求可達到四集中(集中患者、集中資源、集中專家、集中救治)的策略目標。
漫漫長路
但始終,恕筆者直言,這些都只是為應對疫情急升時的應急措施。當疫情退下來的時候,我們又會以為沒有問題了。
大家可還記得前文所提及的兩大關鍵嗎──院舍的管理和疫苗接種率。它們不單是院舍爆疫的兩個最大關鍵,也呈現了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社會問題,正正就是社福和醫療共同需要關注的問題。
關於院舍的管理,本港的安老院舍有資助和非資助兩種。資助安老院包括由政府資助或非政府機構營運的「津助安老院」、由政府興建再交由非政府/私營機構競投營運的「合約安老院」,以及參與了政府「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院舍。沒有資助的安老院主要是由非牟利機構營運,又或是沒有參與「買位」的私院。根據一個2019年的報道,這些沒有資助的安老院佔了香港全部安老宿位一半以上,需要「自負盈虧」,當中不乏依靠基層長者以綜援金入住的「蚊型私院」。
在此背景下,縱然政府亦有想盡辦法加以監管和改善,不過路仍是漫長。但如果院舍情況不改善,以為疫情純是醫療問題就能在醫療方面解決,最終仍是苦了同事更苦了病人。
至於疫苗接種率,香港人素來注重健康,面對疫情卻又對疫苗卻步。雖然這可能與政府初期過於「開誠布公」地每天公布注射疫苗後的懷疑併發症甚至死亡個案有關,然時至今日,即使所有客觀數據都顯示接種疫苗和沒有接種的重症及死亡率都有明顯分別,仍有很多人不接受其長者親人接種疫苗,這又是什麼心態?
政府日後該如何確保其他公共衞生措拖能夠得到支持和順利施行?又或者可以如何更好利用社區資源,幫助政府完成一些政府以為是不可能做到的工作?都是一些值得一再反思的課題。
從來醫社是需要協作的,醫療服務影響社會福利的成效,社福構建同樣影響醫療體系的承擔能力。然新冠疫情同時暴露了香港醫療和社福的問題。
誠然,要做到醫社協作,就是要促進和支持病人自理,好像在地區康健中心提供復康服務,以及為院舍提供到位和切合的醫療支援,令真正有需要的院友反而更容易入到醫院。這個不單止是為了安老院,也應該包括殘疾人士院舍,以及支援其他弱勢社群。
社福和醫療也要「雙劍合璧」,才真正能避免那令人心酸的畫面再次重現。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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