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兼自助 勿視而不見 認識精神病 法理情兼顧防悲劇重演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踏入9月，香港的天氣因地理和氣候變化，跟古人的預期大相逕庭，而本地弱勢社群所得到的照顧，與公眾期望亦有很大落差。本月初，有報章揭露有一對患精神病的母子，懷疑因房署下令遷出所租住的公屋，相繼自殺身亡。事件因為死者家屬投訴才被揭發，引起社會疑竇，亦帶出連串問題；在有限資料之下，持份者很難作出評論，但可以質疑的是，兩人事隔3個月先後殞命，在這「空窗期」，有關機構做了什麼防止悲劇延伸？筆者在本專欄多次建議港府效法一些先進國家，設立「精神健康公署」，全盤審視精神病人需要，以配合適切的服務，或許就能避免上述慘案。
這宗悲劇的輿論爭議在於，法、理、情三者，哪個屬於優先？個別人士因其職責，會有不同立場和取態：筆者作為醫生，當然以病人最佳福祉為依歸，這是情；租戶隱瞞規限資產觸犯法例，應該接受遷出命令，這是法；但人命關天，處理特殊個案，要酌情考慮，找到情理兼顧的接合點。
世衞早響警號
世衞早已宣稱：單是抑鬱症，去到2030年，將成為人類最大負擔疾病，以此對照香港的「精神健康政策」，是否與時並進？港人對精神問題的認識，能否達到基本水準，因而有廣泛共識去督促政府，不斷優化相關服務？
精神分析學鼻祖佛洛伊德醫生，提出劃時代的「人類心理機制」理論：原我（Id）、超我（Superego）和自我（Ego），簡單對應分別是上述的情、法、理。在人類的歷史發展中，這三種機制，永遠在互相鬥爭和制衡。若然三者獲得平衡，便可以達到各方面的認可，否則就會損害某一方利益。現在，輕性的精神病CMD（Common Mental Disorders），例如焦慮和抑鬱症，患者人數不斷上升。香港於2011年做過一項大型調查，發現13.3%人口有CMD；經過14年，患病率必然向上調升，或會是每6名市民便有1人患病，而最嚴重的精神病是思覺失調（精神分裂）和認知障礙。精神科醫生除了看病，還會因應要求撰寫病人的精神報告，包括恩恤及緊急建議，例如：有病人因鄰居發出過大噪音，騷擾他們過敏的情緒，使其病情惡化，要求房署調遷單位；最嚴重自然是病人有暴力傾向，有機會傷人和自殘，便要採取預防措施。
精神科醫生首先要確定病人患上哪一種疾病，然後判斷其嚴重程度，配合所有相關因素，小至店舖盜竊，大至行兇殺人，都會在總體考慮之列，並涉及法醫精神病學。最要關切的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s，MIP），他們無法照顧自己，需要外界協助，特別是他們的財務管理，必須訂立「監護令」（Guardianship），委任合法監護人代其執行有關事務。
專家判斷責任
近年來，老人家不嫌忌諱，預早訂立遺囑的風氣漸見普及，大概是因為名人爭產糾紛接踵而來，使一些富有長者，不得不為子孫着想，免得他們因財失義。律師為其當事人制定平安紙時，大多會考慮他們的年齡和精神狀態，以及財產分配是否合理，或會邀請精神科醫生作專業評估與見證，以防日後有人「踢契」。
另外，涉及刑事起訴，控辯雙方律師就案情或會連繫與訴人的精神狀況，都會尋求精神科醫生意見，甚至親身出庭作證。精神病人的自理能力因應病情起落，有不同狀況，需要專業人士詳細判別於事發當下其應負上之法律責任，當中的法律用詞「犯罪心態」（Mens rea/Guilty Mind）及「犯罪行為」（Actus reus），這普通法概念是去區分無意和故意犯錯，左右判刑的輕重，例如：高買案件中，被告是神不守舍、忘記付款，或是貪圖僥幸，上演妙手空空。其實，精神問題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精神出了亂子的人愈來愈多，不時會在我們周遭出現，要助人兼自助，必須了解箇中道理，切勿視而不見。
筆者最近到醫院內科病房探望親人，看見一位應是有認知障礙的婆婆，被約束在床上，不停呼叫、敲打床沿，說要去廁所；她連續幾天不斷如此，對鄰近的病人造成很大滋擾。醫護人員已多次解釋，說明她已經插了排尿管，不用上廁，可是，婆婆仍然不停叫嚷。婆婆明顯是精神上出現問題，主診醫生理應作出針對性紓緩治療，免得她飽受煎熬，而不明所以者，或者誤會她「乞人憎」；總言之，大家都需要有精神病的基本知識！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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