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助人類走出文明悖論 落後觀念蠶食先進社會
隨着AI技術進步，許多相關議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例如AI對就業率的衝擊，AI演算法放大固有的偏見和歧視，AI對個人隱私的侵蝕，AI決策的歸責問題等。這些議題普遍表達了對AI技術的擔憂。這些擔憂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的。然而，較少人討論的問題是：如果AI技術得不到持續發展，同樣也會引起人類的生存和倫理危機。或者說，如果我們因AI的技術風險而刻意抑制其發展，這種選擇本身可能蘊含道德風險，甚至會構成一種道德失誤。
對於這說法，很多人可能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阻止AI技術的進步，最多就是喪失一些經濟成果和工作效率，跟道德風險完全扯不上關係；畢竟過去我們沒有AI技術也一樣生活得很好。抑制AI發展最多只是增加機會成本，放任AI發展則會帶來實質性傷害。
對此，本文將重點討論的是：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持續變好的世界。因為人類文明存在着一個深刻的生存悖論——文明的進步，反而可能不利於文明的生存。AI可能是協助人類文明走出這一悖論的關鍵。所以，抑制AI進步不僅是經濟學上的機會成本問題，也是關涉生存層面的道德問題。
文明自我削弱？
為什麼說文明的進步反不利於文明的生存？這似乎和生物科學賴以進步的根基——進化論並不相容。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人類道德和生物進化並沒有直接和必然的聯繫，有時甚至需要「反進化論」的思維。因為人類道德的進步，體現在社會愈來愈公平正義，而一個正義的社會往往愈來愈關注那些被生物進化論邊緣化的弱勢群體，致力於提高他們的福利和尊嚴。例如，倫理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指出：社會再分配應使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得到最大化。所以，人類文明的進步恰恰在於人類走出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社會。
不少人擔心AI技術的發展可能助長社會達爾文主義，卻忽視了AI也有潛力抑制社會達爾文主義，間接地紓解文明悖論。放眼當下的世界格局，一個很弔詭的現象是：愈是文明的國家，生育率愈低。那些信奉極端教義，在女性出生伊始就給女性行割禮，實行一夫多妻，剝奪女性受教育權、選舉權和身體自主權的國家，反而人口繁衍旺盛。隨着文明國家的人口萎縮，勞動力缺口愈來愈大，它們不得不向這些保守的神權國家敞開國門，輸入勞動人口。這些來自保守神權國家的移民又將女性割禮，一夫多妻，歧視性少數群體思想帶入文明國家。隨着移民規模增加，結局就是：先進文明被落後文明取代，包容、多元的社會結構，也可能被排他而極權的社會體制取代。
這現象在西方國家也導致極右勢力抬頭——出台大規模的反移民政策，收緊女性生育自由，打擊社會多元發展。右翼政客並未意識到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悖論，反而將所有問題的責任，通通歸咎於包容的思想和多元的價值，彷彿促進文明進步的手段就是重新拾起已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思想觀念。這樣一來，一個文明國家還沒等來被外部世界的神權思想侵蝕，就已經在本國保守政客的「努力」下復活了極權制度。
AI帶來曙光
AI技術的進步，尤其當AI和仿生科技結合，似乎為人類走出這一文明的悖論帶來一線曙光。首先，當文明國家出現勞動力短缺時，AI機械人可以彌補這缺口，不一定需要通過大規模引進外勞來滿足勞動力需求。其次，AI對生產力的解放能重新提振文明國家的生育率和人們的生育意願。
例如，在生產效率進步的條件下，已婚男女擁有更長的產假；AI創造的大量剩餘價值，也能夠作為福利反哺社會，使得年輕人不必為住房、飲食和出行傷腦筋，反而有充分的時間和資源，實現自我價值和家庭責任的平衡；AI對醫療科技的促進能夠使女性更大程度地掌握身體自主，使懷孕過程更加舒適、健康與安全。因此，AI對生產力的解放能夠使文明國家的人口增長回歸到可持續的道路上。
綜上所述，雖然AI進步會帶來道德風險，但抑制AI進步，同樣蘊含不可忽視的道德風險。這一道德風險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更慢的問題，更關係到是否坐視先進文明被落後觀念蠶食，甚至取代的文明悖論問題。所以，在發展AI的道路上，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焦點，並非單純支持或反對，而是正視AI技術帶來的新風險，平衡風險與紓解文明生存困境的潛在價值。
（本文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立場。）
撰文: 鍾偉岸博士_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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