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之後 正視我們內心的「盲點」
寫這篇文章時，我正在38000呎高空，從波蘭克拉科夫（Kraków）返港。過去幾天，我參加了Medical Review Auschwitz國際會議及考察團，走進奧斯威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這是我參加過最難忘、最具衝擊力的會議。
我看過那些戰爭電影、讀過相關書籍，也在醫學院教授相關歷史，但真正站在比克瑙的月台上，數字才真正有了重量！若只把納粹視為遙遠的邪惡符號，我們便永遠無法辨認自身的盲點。
奧斯威辛是納粹最大的集中與滅絕營，過百萬平民在此喪生，其中近九成是猶太人；其餘包括波蘭人、羅姆人、蘇聯戰俘，甚至一名中國人。大多數人抵達後被送進毒氣室，在一號營10號樓，納粹醫生曾對數百名女性進行強制絕育與人體實驗。站在那些空蕩的房間裏，我真正感受到歷史的重量——不是抽象的數據，而是未能留下故事的生命。
制度令普通人接受暴行
有人或會問：奧斯威辛在歐洲，與香港何干？我們常說「反猶太主義是錯的」、「種族主義是錯的」、「我不是納粹」，但真正的危險，是以為喊了口號就能免疫。納粹醫生並非天生殘暴，他們受過專業訓練、讀過希波克拉底誓言，是社會精英。他們真心相信自己在為國家與人類服務，認為對「劣等人」絕育、將「無價值生命」送進毒氣室，是提升民族福祉的科學決策。若把他們簡化為「邪惡的他者」，便忽略了人性中更深層的危險，與及制度如何讓普通人逐步接受暴行。
二戰期間，逾7%德國醫生加入納粹黨衞軍，一般人口比例則不到百分一；戰爭結束時，近半數德國醫生是納粹黨員。紐倫堡醫生審判的證詞更揭示，他們多數毫無悔意，並以「科學價值」、「國家安全」、「服從命令」等理由辯護。希特拉私人醫生卡爾．勃蘭特甚至聲稱，殺害精神障礙者「不能視為危害人類」，死亡反而是種「解脫」。這些話非瘋人瘋語，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在法庭上的冷靜陳述，真心相信是在為國家和人類服務，這正最令人不寒而慄。
優生學（eugenics）在當時是主流、進步的科學。美國自1907年起推行優生絕育法，數十年間逾60000人被強制絕育；瑞典亦有60000多人遭絕育，多數發生在二戰後。納粹在1934年通過強制絕育法，約40萬人被絕育；其後的「T-4計劃」更殺害70000名精神病患與殘疾人士。10號樓的實驗，則試圖研發大規模絕育方法。
正因這些暴行，戰後才有《紐倫堡守則》、《赫爾辛基宣言》、《貝爾蒙報告》等倫理法典。它們不是抽象道德，而是血與創傷留下的遺產，提醒後人科學與專業若缺乏倫理，能走向何種深淵。這趟旅程讓我重新思考「謙遜」的重要。謙遜若只是美德，便容易淪為自我豁免——「他們不道德，我有美德」。要讓謙遜真正發揮作用，必須化為具體、可操作的倫理原則。我在會議中反覆思考至少三點：
第一，不可因任何理由——國家、種族、效率、科學進步——把任何人視為劣等或純粹的工具。人的尊嚴不能被集體利益折算，不能用「多數人的好處」抵消。《紐倫堡守則》第一條正是以此為核心。
第二，必須對權力關係保持敏感。在任何涉及他人的決策中，都要追問：我掌握了什麼權力？它如何影響他人的生命與未來？對方是否真的能拒絕？權力往往不是以暴力呈現，而是以制度、程序化的決策滲透日常，使人不知不覺地順從。
第三，涉及他人生命與福祉的行動，不能只依循單一倫理原則。例如效益主義的「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曾為絕育、清洗與人體實驗提供看似合理的證成。必須引入義務論、德行倫理、關懷倫理、正義論等視角，讓它們互相限制，使任何決策都不至於滑向單一價值的極端。倫理的複雜性不是阻礙，而是防止我們在確信中迷失。
保持謙遜認清自身
生物倫理學的意義，不只是仲裁，而是提醒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可能住着一個「納粹醫生」——確信自己正確、拒絕質疑、把他人化為抽象數字。若只把納粹視為遙遠的邪惡符號，我們便永遠無法辨認自身的盲點，也無法察覺自己在制度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真正的危險往往不是惡意，而是自以為善良的盲目。伏爾泰曾說：「珍惜那些尋求真理的人，但要警惕那些找到真理的人。」在奧斯威辛之後，這句話格外刺骨。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仍在摸索的人，而是那些自以為已掌握全部答案、從此不再懷疑的人；納粹醫生正是如此。
飛機下降，香港燈火漸明。我想起展廳裏的名字牆、10號樓的寂靜走廊，以及那些有名與無名的受害者。這趟旅程提醒我：要對自己的判斷保持警惕，對專業保持懷疑，對不同的人保持聆聽。最危險的，往往不是看見自己邪惡一面的人，而是只看見自己善良的人——因為那正是盲點開始滋生的地方。
撰文: 鍾一諾教授_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聯席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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