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鼠疫背後微生物學對決 法日專家 不對等「戰場」啟示
早前一宗涉及俄羅斯鼠疫研究實驗室人員死亡事件，曾引起外界對鼠疫的關注，但個案與鼠疫的關係未獲確立。相比之下，鼠疫與香港卻有確切而深刻的歷史連繫：十九世紀末，這座城市既承受疫症重創，也成為兩位科學家辨認鼠疫病原體的「戰場」。
1894年5月，香港太平山街一帶爆發鼠疫。同年6月，31歲的法國醫生亞歷山大．葉赫森（Alexandre Yersin）帶着顯微鏡、滅菌器及巴斯德研究所的支持抵港，希望分離並鑑定病原體。然而，他面對的不只是疫情，還有與日本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之間，在資源與資訊不對等下展開的研究競賽。
葉赫森資源不如北里柴三郎
葉赫森生於瑞士，後入法國籍，師從巴斯德研究所的埃米爾．魯，曾參與白喉抗毒素研究。香港疫情爆發時，他正在法屬印度支那（現今越南）從事考察；得到法國方面資助後，於1894年6月中旬抵港。對他而言，這次任務是把實驗室訓練用於疫區，從患者身上尋找致病原因。
北里是羅伯特．科赫的門生，憑破傷風菌純培養及血清療法研究享譽國際。他率領的日本調查團較早抵港，獲當局提供醫院病房、屍檢機會及行政支援。葉赫森則在醫院附近以竹竿和稻草搭建臨時實驗室，要取標本或進入解剖現場都不容易。兩人的處境對比鮮明，即使他們抱有相同目的，實際能接觸的材料仍可能大不相同。
日方資源豐富，樣本充裕，血液與內臟檢查通通做齊。相反，葉赫森缺乏正常渠道取得研究材料，只能賄賂搬運屍體的水兵來獲取死者組織。葉赫森留意到腫大的淋巴結，似乎是患者共同的病徵，由於資源有限，於是他集中研究死者的淋巴結，抽取它的膿液做培養。他與北里的交流有限，兩人曾以德語交談，但並未帶來充分合作。
抵港數天後，葉赫森在膿液塗片中，觀察到短而粗、兩端圓鈍的桿菌，並記錄其革蘭氏染色陰性、兩端着色較深而中央較淺等特徵，他亦描述培養物及菌落外觀，這些細緻紀錄，與後來的鼠疫葉赫森菌特徵相符。
研究的價值不只在於看見細菌，更在於清楚記下可供他人檢驗的證據。他對菌落的記述包括：白色透明的外觀、反射光下的邊緣光澤，以及肉湯培養物中的絮狀顆粒。相比單憑一項特徵作結論，多方面的觀察使葉赫森的報告更具辨識力，也為日後比較不同研究者的結果留下依據。
這時，北里團隊也宣布找到致病菌，並率先向《刺針》提交報告；當時北里的名字較為響亮，報告也較容易進入國際視野，獲得廣泛注意。然而，聲望不能消除觀察結果之間的矛盾，北里形容的細菌特徵與葉赫森所見不同，令鑑定受到質疑。隨着後續檢驗與比較，葉赫森留下的描述逐漸顯示其重要性。
優越設備不保證判斷準確
7月中旬，葉赫森離開香港，返回印度支那。他留下的培養物與病理描述，成為此後鼠疫研究的重要基礎，並繼續參與抗鼠疫血清研究。今天鼠疫桿菌的學名Yersinia pestis，以葉赫森命名，記錄了他研究鼠疫的貢獻。他在香港的短暫研究經歷，並非故事的終點，而是往後工作的起點。
回顧這段歷史，有三點值得留意。首先，優越設備並不保證判斷準確，選對標本與觀察重點同樣重要。葉赫森把注意力放在腫大的淋巴結，令有限資源發揮作用。
其次，嚴謹記錄是研究檢驗的基礎；細菌形態、染色與培養結果，讓發現可供後世的科學家參考和繼續研究。
最後，科學不應受到地域或人物的限制。殖民當局的安排、研究者的國際聲望，都影響誰能取得材料，但研究發現應回到證據，而不只看名聲或發表先後。
由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約30年間，香港錄得21867宗鼠疫病例，約20500人死亡，死亡率高達93.7%。這些數字背後，是大量家庭失去親人及社區遭受破壞的經歷。香港與鼠疫的關係，既是受災城市，也是微生物學史上的重要現場；把兩者放在一起，才能理解這段歷史的完整意義。有關鼠疫在太平山街一帶肆虐的歷史，在香港醫學博物館也有介紹。
撰文：王建芳醫生_臨床微生物及感染學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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