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器官捐贈 變成常態選項 推生死教育 忌諱到普及

記得小時候,多數人死後都會土葬,甚至有人對火葬極為抗拒,認為對逝者不敬。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上接受火葬的人漸多。然而直到筆者初任醫生,為離世病人簽發死亡證時,仍須特別與家屬確認是否火葬,為他們準備好俗稱「火葬紙」的文件,以配合火化遺體的安排。
時至今日,火葬與綠色殯葬已成主流,醫生發出死亡文件時,已預設為火化並直接準備相關文件。火葬由「忌諱」變成「常態」,說明與死亡相關的觀念會隨時代與社會需求而改變。這不禁讓人反思:死後器官捐贈,是否也有機會成為社會大眾的「常態思維」?
曾幾何時,「死後器官捐贈」是大眾忌諱的議題,經過社會多年的推廣和生死教育,現在已有相當的進步,主動表達願意捐贈者不計其數。然而,社會上願意捐贈的人數增加,卻沒有按比例地提升實際成功捐贈個案數字。
在香港現行機制下,除眼角膜及皮膚外,只有被判定為「腦死亡」病人(而非絕大部分因心跳停頓而死亡的病人)才會被考慮進行器官捐贈。由於醫學條件限制嚴格,導致實質可供捐贈的個案極少,即使出現臨床條件合適個案,如家屬未有足夠心理準備和認識而拒絕接受,又或考慮時間太長而錯失良機,成功捐贈的機會便一再下降。
建恒常解說機制 減家屬抗拒
筆者說的死後器官捐贈「常態化」,並非要求每個家庭都必須同意捐贈,也不是將器官捐贈視為唯一正確選擇。捐贈「常態化」是希望做到每個面對親人離世的家庭,無論臨床條件適合與否,最終意願或想法如何,都能自然而然地將器官捐贈與臨終安排一併考慮。
與此同時,醫生處理每位離世病人時,都會客觀地判斷是否適合捐贈器官,以及解答家屬有關死因與適合捐贈與否的問題。久而久之,大眾普遍習慣把器官捐贈與死亡一併思考,在適合捐贈的情況出現時,醫護與家屬的溝通將更為有效。
現時在臨床環境中,當醫護人員在病人即將離世時談及器官捐贈,有些家屬可能會感到不舒服;同時,也有另一些家屬因病人不適合捐贈而覺得可惜和遺憾。既然適合捐贈的機率這麼低,如何才能促成這件有意義的事?筆者認為,推廣策略不應只停留在宣傳簽署器官捐贈卡,而應將器官捐贈與死亡討論常態化地連結起來,也就是把其納入「常態化」的臨床溝通之中。
首先,要建立恒常解說機制,消除敏感反應。醫護人員應在每宗病危離世個案中,主動向家屬說明病人情況、不論「可行」或「不可行」進行器官捐贈的原因。當解說成為標準程序,大家習以為常,面對真正可行的個案作評估溝通時,便不會產生突如其來的壓力或抗拒。
其次,要讓市民理解,器官捐贈是否適合,是根據病況和客觀醫學評估的結果,有法可依,不是醫護主觀選擇。我們亦要強調,作出解說及提出討論不等於強迫接受,醫護人員會尊重病人家屬意願。只要他們具備溝通技巧,能恒常溝通,不但能讓考慮器官捐贈的逝者家屬感到受尊重,有機會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也可以受益。
關鍵在公眾對醫療體系信任
器官捐贈要進一步常態化,還離不開公眾對醫療制度的信任。近年社會上偶爾有市民會因媒體報道的醫療事故,對醫護人員產生疑慮,甚至出現一些陰謀論,擔心醫護會為了騰出病床或搶救他人,而放棄眼前的垂危病人。這種擔憂本質上是信任問題,公眾必須理解,負責照顧垂危病人的醫護團隊,與負責等待器官移植的團隊各司其職,兩者並存,並無利益衝突,照顧垂危病人的前線醫護,絕不可能受到移植病人或其醫療團隊的壓力。
總括而言,既然死亡及維持生命的治療都可以討論,器官捐贈也應一併納入市民廣泛討論及考慮範圍內。器官捐贈的意願,不應只停留在簽署器官捐贈卡或登記在中央器官捐贈名冊,以及單純依靠宣傳大愛精神來推動。
對許多家庭而言,在至親離世的巨大悲痛中作出捐贈決定,依靠的往往不只善意奉獻,最終決定捐贈,很大程度源於對醫療體系的信任。隨着《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生效,公眾對臨終照顧的討論增加,各界或可進一步將器官及組織捐贈納入「預設照顧計劃(ACP)」與生死教育中。當器官捐贈成為每個人面對死亡時自然會思考一部分,它才真正有機會成為社會共同理解的常態思維。
(本文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立場。)
撰文: 黃維達醫生_中文大學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副臨床教授(教學)、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研究員(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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