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嚴峻的3個層面因素

本港第三波疫情大概從6月22日首見30宗確診開始，隨後在7月初拾級而上，至7月19日第一次破百。7月22至8月2日連續12日過百宗新症後，到8月3日開始至今（8月16日截稿）稍為回落至雙位數字。相對於第二波大概持續一個月時間，第三波至今已一個半月有多，疫情仍然嚴峻。

疫情嚴峻有多重因素，筆者嘗試在政策時機、民生取態和病毒特性3個層面去闡述香港至今的抗疫得失。

（一）政策時機

筆者之前曾經幾次提及，香港的抗疫之初，有不少值得其他國家和地區借鑑的地方。第二波疫情得以受控，很大程度上受惠於對抵港人士實施強制14天的隔離觀察和病毒檢測。撇除措施初期一些追蹤在家隔離人士的漏洞，當時情況大致受控，大部分確診個案均屬輸入個案。

隨着香港連續23天沒有本地確診病例，政府於是逐步放寬多項防疫措施，包括恢復政府公務員上班和服務、開放公共設施、容許部分學生回校上課、放寬限聚令及餐廳食肆內每枱客人數目的限制。從外地抵港人士仍要接受14天隔離觀察和病毒檢測，不過有一些人士獲得豁免，當中包括與中國大陸、澳門、台灣有商務的人和跨境學生，還有航空機組人員和貨船船員。有本地傳媒統計港府數據，由2月至7月，有超過29萬人次入境後毋須接受強制檢疫，但要接受14天醫學監察，期間須佩戴口罩和每天量度體溫兩次。而有不少聲音質疑，香港的第三波疫情，好有可能就是由這些豁免檢疫者帶入境。

雖然政府強調豁免隔離檢疫的人員都是與維持社會民生與經濟運作有關，而且香港自3月初起，並沒有再錄得任何從內地輸入的個案。然而，衞生署在6月底曾接獲內地寧波市海關通報，有9名貨船船員被發現確診，他們去寧波之前就是在香港換班登船，而這些船員也正正是香港獲豁免檢疫人士。

同時間，也曾經有機組人員確診。雖然有個別航空公司表示，他們的「機組人員抵港時均完全遵守強制檢測及保持社交距離等要求」，但始終全球仍然有許多地方疫情遠遠比香港嚴重，究竟會有多少身懷病毒的船員或機組人員到過香港社區，難免令人憂慮。

檢測追蹤 未達需求

到了7月份，香港政府才決定收緊豁免檢疫措施，機組人員及船務人員抵港時也需要強制做病毒檢測。但在這個時候，在香港的新增確診個案已經變成大部分為本地個案了。

直至目前為止，香港政府仍是維持其「三早政策」，以「早識別、早隔離、早治療」作為目標。要持續有效地實現這個目標，及時檢測、追蹤、圍堵自是不在話下。

要檢測，需要有足夠快速的檢測量；要追蹤，需要增加人手，引入智能數據分析；要圍堵，需要有隔離設施。在這三方面，似乎只有第三樣的工作比較顯著。

自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衞生署徵用了多個屋邨、酒店等用作檢疫之用，醫管局也先後啟用位於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的社區隔離設施，以及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以紓緩醫院病床壓力。幸而政府亦似乎汲取了之前部分檢疫設施和門診被破壞的教訓，亦相對比疫症初期時有準備得多。

然而，政府在檢測和追蹤方面仍然未能完全追上需求，尤其是當有幾所院舍群組爆發時，負責追蹤密切接觸者的衞生署同事更形吃力。此外，雖然眼見醫院實驗室的同事已經全天24小時運作，香港的整體檢測能力仍然不及新加坡以至澳門，直至最近得到內地支援才能展開全民檢測。

平心而論，政府在現有資源的許可下，其實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至於應否在早一些的時間就應該更具前瞻性地準備好聘請足夠的人手和構建足夠的設施，可能還是要留待以後的歷史去驗證了。而政府推行在家工作、強制佩戴口罩、限制食肆堂食等措施時，則仍然感覺缺乏那種主導性的魄力。

（二）民生取態

疫情初期，香港一度出現「口罩荒」。有了以前SARS的經驗，民眾都二話不說自動自覺急急搶購口罩，當時的社會氣氛是，如果沒有口罩就等同不能離開家門。不少人研究不同口罩的安全性，甚至討論外科手術口罩的不同級別，也有提及其他如防花粉口罩的比較等。但現在坊間已經不難見到各式各樣、不同質料的口罩，大家終於明白不應該只執着於最高規格的口罩。

不過，可能無論政府或市民都因之前兩次高峰期相對受控而變得比較鬆懈。加上大家已經「捱」了半年，或多或少有點「抗疫疲勞」。此外，很多行業都面臨經濟壓力，民眾渴望回歸正常生活，可能都會令政府在實行抗疫措施上多了考量。

面對如此嚴峻的第三波疫情，街上的行人並沒有如第一波時明顯減少，佩戴口罩也沒有那麼「着緊」。此外，民眾在抗疫的認知中還存有不少迷思（見筆者刊於7月31日文章），這些或成為疫情擴散的部分原因。

親友聚餐 高危活動

回望這一波的本地確診個案，可見有幾種高風險播毒的情況。

同住的風險最高，即如果有家人確診，自己「中招」的機會相當高。這包括一般家庭、院舍、宿舍等。

另一高危活動是聚餐，肺炎還在武漢肆虐時，已經出現醫護人員在茶房集體感染的情況，之前的幾個聚餐群組，及至近期的同事相互感染個案，都很大機會跟聚餐有關。

其次是涉及大聲說話。有研究指出，一毫升的口水就可以有一億至10億個病毒，愈大聲說話，愈大機會讓口水飛濺到更遠的地方。

此外，也有不少確診人士有「多姿多采」的生活，一天可以到訪20個以上地方。似乎愈多說話和活動的人也可以是高危一族，群體活動無可避免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至於街市群組和食肆群組，除了因說話和聚餐之外，環境充斥病毒也可能是其中的傳播途徑。有食肆確診者與另外的確診者並沒有直接接觸，卻很有機會是從環境中沾染到病毒，這可能包括貨幣、餐具、凍肉貨品等。很多源頭未明的個案，包括物流貨倉等，也可能因為環境傳播所致。

（三）病毒特性

病毒感染得愈多人，傳播速度就會愈快，變異的機會也會愈高。有研究指出，新冠病毒早在2月在歐洲傳播時已出現基因變異，同時，由於中國的情況逐漸受控，原有病毒株的數量逐漸減少。歐洲的病毒株陸續成為全球大流行的主流病毒株，成為現今新冠病毒的主流。

日本、馬來西亞據報也出現不同變異的病毒株，它們和歐洲病毒的傳染力，比原本的可以強達10倍，相信是因為這些病毒的繁殖速度較武漢的病毒株快所引致，幸而暫未有個案顯示變種病毒會加重病人病情。香港第三波疫情的病毒株基因也和第一波以及第二波的有所不同，傳染性也同樣有分別。

不幸中的大幸是，香港疫情並未出現如歐美國家般的幾何級上升。而且，從另一個角度看，隨着第一、二波的經驗，無論是政府、專家以至民眾都相對有了經驗，在應付上都少了些恐慌性和對抗性。若果第三波的程度發生在第一波時的氛圍中，情況可能完全不同。

只不過，許多措施仍然充斥着不同的角力，就好像個人防護裝備，雖說人人都需要確保有足夠供應，但實際上供應並不是無限。民生與抗疫政策時機的拿捏，以及物資和設施的適時適度配置，便是其中兩個最考驗政府抗疫和管治能耐的關鍵。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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