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香港抑鬱症與自殺概況

陳仲謀醫生 | 2021-10-05
根據全球專家推算,患有抑鬱症的病人,如果得不到醫治或獲得不當的治療,其中有七分一有自殺傾向。

本年9月15日有一位立法會議員,向有關當局提出書面質詢,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港人患上抑鬱症的具體情況(包括難治的病例)、市民自殺率上升的趨勢和抑鬱症的關係、最新治療抑鬱症的器材的運用。

食物及衞生局作出的書面答覆是:現在在公營醫療機構接受治療的病人大概有30萬,當中沒有統計「難治」病例的宗數、政府也沒有自殺人士生前是否患上抑鬱症的相關資料。

精神健康服務界對有議員詢問政府有關本地精神病的問題,感到興奮,因為業界的事情,終於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而對政府一貫官樣文章的回覆,再次感到失望,或許官僚當中,沒有一個可以掌握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細節,遑論知道醫管局七大聯網,是否已把購置了的TMS儀器安裝妥當?更重要的還有:現在是否已經訓練了足夠能精確操控新裝置的醫護人員?

上述的TMS(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腦磁激)早在十多年前在美國試行,而英國近幾年已開始逐漸應用於NHS(國民保健署)的常規服務。一般英國國民接受大部分NHS的服務都是免費的,但「腦磁激」卻是少數要收費的項目,而且並不便宜。據筆者所知TMS並不是嶄新尖端的科技,所以價錢並不昂貴,但香港所有私家醫院都沒有購置。原因很簡單,因為施行TMS治療時(大約需時一小時),要有一受訓的護士在場全程監察,而醫生亦必須在就近處候命,以防不測。顯而易見,大規模推行TMS治療,對人手緊絀的公立醫院會是不勝負荷的。同時,TMS還未成為治療抑鬱症的「第一線」方法。換句話,它不是突破性的發明,只是有些病人對服食新一代的抗抑鬱藥長久沒有改善後,可能被認為是「難治」症,醫生才會退而求其次,建議試用這種比較費時的「新療法」。

其實,什麼才是「難治性」的抑鬱症呢?一般而言,病人服用了兩種不同的新一代抗抑鬱藥,分別先後完成兩個完整療程(Full Course),但病情沒有寸進,才可以定性為難治。

精神病為人類次位殺手

WHO(世衞)在2000年已預計到2020年,精神病會從第四位上升兩位,成為「人類次位殺手」,一語成讖,這個「詛咒」實在提早達標。幾乎在世界所有角落,患有精神病的人數,都有增無減。根據全球專家的推算,患有抑鬱症的病人,如果得不到醫治,或獲得不當的治療,其中有七分之一有自殺傾向。

在香港,一個人是否死於自殺在於「死因裁判官」的決定,法律程序曠日持久,連官方也沒法掌握準確數字。

本地有兩個著名機構都是防止自殺的組織,其中之一在本年7月發表2020年的自殺率,聲稱的數據是10萬:13.6,創5年新高;但另外一個附屬於大學的中心於9月,卻說自殺率比2019年稍稍下降。究竟誰是誰非?業界和政府都無從斷定,而有關的可靠數據,對所有NGO的服務和當局投放資源的力度都非常重要,為的是將公帑用得其所。如果精神健康服務有一專責官員統籌,就應該不會出現這些亂子,幾乎令業界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2010年政府曾支助兩間大學的精神醫學系做全港性的普查,結果發現市民患有CMD(Common Mental Disorders,普通精神病,例如:抑鬱、焦慮、強迫和身心症等)是13.3%。港大醫學院公共衞生學系在2011至2014年,調查研究得出香港的「抑鬱指數」是1.3,到2019年7月用同樣的方法計量的數值是9.1;而「自殺指數」亦由3.6升到4.8。

香港經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加上接近兩年的疫症打擊,在邏輯推理上,最近的自殺率應該有上升的趨勢,但業界沒有官方數字,在科學上難以確定真相而加以作出有效的應對。

大多數持份者認為最新的自殺率理應上升,但苦無實證;另一方面,對「難治性」抑鬱症佔總體抑鬱症的比例,卻有不同的意見──有人宣稱棘手的個案,高達30%至40%。就筆者的臨床經驗,上述的比例是有誇張之嫌。

治抑鬱症不能單靠藥物

筆者不是崖岸自高,而是以普通常識去分析問題。現在於公營醫院接受抑鬱症治療的病人是30萬左右,而估計港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約佔人口的一成。即是全港約有70多萬人有此困擾,而付得起錢去看私家精神科醫生的病人遠低於30萬人次。如是者,香港會有幾十萬抑鬱症病人得不到治療,加上「難治性」抑鬱症的比例可達40%,本地的自殺率一定會十分驚人,一定遠超2003年因SARS影響而創的歷史新高(難治性抑鬱症病情容易嚴重惡化,自然會推高自殺率)。

全世界的藥廠,都知道製造抗抑鬱藥是門大生意,多年來推出很多更有效而副作用較少的新藥(包括含有氯胺酮的噴鼻劑),以滿足市場所需。有人會問有這麼多新藥,為什麼抑鬱症不減反增?

治癒抑鬱症要內外雙管齊下:藥物主要是使大腦內部的各種分泌恢復平衡,並以五花八門的心理輔導,例如:認知行為治療和靜觀,去調整病人的情緒;外在需要解決病人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營生困難和住房狹窄等民生問題。

全球在近幾十年發展步伐急促,特別在資訊科技上,人與人的關係不同於往日是實質而具體的,如今卻變成「虛擬」化;社會急劇變化,不少傳統職業式微;而香港的居住環境愈來愈惡劣。很多人都不能適應新環境,追不上「潮流快車」,被社會「邊緣化」。新時代外在環境的壓力和刺激是形成抑鬱症的主因。所以治療精神病要用「整體治療」,需要整個社會的合作才能成功,切勿抱殘守缺,以為單靠藥物和一些新儀器就可以奏效。

總言之,「心病還需心藥醫」和「預防勝於治療」兩句話,雖然老掉牙,但仍然是永恒不變的真理。

本世紀初發明的TMS在意義上和歷史悠久的ECT(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電痙攣療法)很相似,兩者都是因藥用無效而採取的「另類療法」,絕不能和醫治癌症的「標靶治療」相提並論。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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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仲謀最新著作《疫時代精神海嘯》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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