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人士精神問題急升的啟示

陳仲謀醫生 | 2021-12-28
香港蟬聯「全球最累城市」冠軍,可見港人生活壓力之大。

政府統計處在12月17日發布了最新「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調查統計數字,篇幅頗長,本文只摘取與精神健康有關的資料和各位討論。令人詫異的是,該報告指出香港患有精神病/情緒病類別的中層人士(經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的數目高達2.5萬人,相比2013年的數字8000人,在短短8年間,增加了1.7萬人,總數是當年的3倍有多,情況令人擔憂。

上述數字實在沒有誇大,因為根據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最近的公布,約60%的年輕醫生有工作過勞,當中21%出現抑鬱的症狀。

一般而言,官方願意公開的數據大部分都偏向保守,就精神健康的課題而言,患者多數不願意公開病情和尋求醫治,所以統計所得未必真確反映實況,而呈現的現象可能只是該問題的「冰山一角」。

這些人都是香港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可謂是社會的中流砥柱,如果該等社群出現裂縫,甚至斷層,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所以,有關當局和社會賢達一定要採取緊急措施,防止危機擴大,猶如工程師發現大廈的鋼筋水泥不合標準,便要立即展開加固工程,以免高樓傾塌。這是刻不容緩的救命索,應是新一屆立法會首先處理的事項。

其實,香港市民精神健康日有走下坡的趨勢,應該是無可置疑,而中層階級是否最受打擊,卻是未知之數,有不同的臆測,需要有科學性的大規模調查,才可以確定各個階層所受到的影響。政府曾委託兩間大學的醫學院,進行一個有史以來最廣泛的精神健康普查,根據2015年公布的結果發現全港市民中13.3%有「一般精神障礙」(Common Mental Disorder, CMD)的症狀。

全球最累城市

香港地狹人稠,大部分市民為生計營營役役,社會競爭激烈,波及學校教育。有一間美國科技公司Kisi,調查「全球最累城市」,香港繼續蟬聯冠軍。換言之,很多港人自小便承受巨大壓力,加上近年的社會運動和持續不斷的世紀大疫情,情緒的張力愈拉愈緊,一旦弦線折斷,便會發病;不獲適當醫治者,有可能落得自殺的下場。

據聞政府有意重新再做像數年前的調查,筆者希望有關當局能盡速落實方案,在擴大普查面外,還要仔細分門別類統計社會各個階層的不同狀況,使日後會有個別性的針對計劃,符合每一個社群適切的需要。

當年的報告發表後,只能在輿論中泛起陣陣的漣漪,並不獲得社會的重視,政府便淡然成立了一個以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為首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首個任期已經屆滿,現獲當局延續其工作。該委員會最為人熟悉的成績,就是推展「Shall we talk?」的新猷。

近月變種的新冠病毒Omicron,在歐美掀起新一波的疫潮,香港半年以來防範「引狼入室」的措施做得不錯,而與內地通關的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但計劃能否順利展開擴大,尚有很多潛在不利的因素,例如:香港的國際航空運輸有漏洞,勢難完全防止病毒入侵。現在幾乎沒有學者膽敢斬釘截鐵預測COVID-19會在何時受控。在這個漫長的等候時間,有人會產生身心疲累,像在黑暗的隧道躑躅而行,望不到遠方盡頭有任何微弱的光線:希望渺茫,人的鬥志會逐漸消磨,情緒自然低落,繼而百病叢生。

港府責無旁貸

世界衞生組織和各國的專家早已發出「精神海嘯」的警告,歐美各國人民對防疫措施的寬緊,意見偏向兩極化,出現對立雙方的暴力衝突,這可算是「精神海嘯」的先兆。香港得天獨厚,社會事件很快得到平息,防疫工作在官民努力下成績斐然。可是,香港不能獨善其身,預期的「精神海嘯」或者不會正面襲擊,但它的橫流也會損害我們的利益。在未有疫症之前,本地精神健康服務的「軟件」(專業醫護人員)和「硬件」(病床數目、藥物和儀器)都遠遜世衞的標準。如果「海嘯」逼近,它的破壞力便有如我們見慣的颱風,要視乎其能量和距離香港有多遠。無論如何,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醫護、福利和所屬的志願機構都要做好防禦措施。

有人或會質疑防備功夫的成效?因為現時的資源正是捉襟見肘!筆者鼓勵大家不要氣餒:善用和更有效調配資源,加上充分協調營運「公私營合作」,或可解燃眉之急;至於長遠的改善工作,則要依賴在位者的心思意念──他們對未來「新香港」願景是什麼模樣?

港人可以粗略分為上、中、下3層,他們生活形態和對政府的要求截然不同:

上層的富裕人士,坐擁大筆資金,他們希望香港的投資環境不變(低稅率、限制少、政府合作),可以繼續賺取高利潤。如果這些有利條件消失,他們便可以揮一揮衣袖,全身而退。政府應該不必為這批「特權階級」操心,他們總是「有利」則來,「無利」則去。

下層的草根階級,多是無專門技術的勞動人口,他們以香港為家,別無他想。養妻活兒是首要任務,所以「有工開」和「有糧出」是頭等大事。根據英國Somerset職業輔導處的經驗:工作給予人所有東西,從人格到人際關係;確立自信到供獻社會。這不單是治療精神病的靈丹妙藥,而且是人們的生存之道。香港政府重視失業率的升降,是合乎情理的。

中層市民的生態較為多樣化和複雜。他們很多都有高等教育的程度,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生活不單是止於衣、食、住、行,還包括其他「非物質性」的要求。「新香港」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引起不同的反應:「新東方之珠」仍然是一個國際城市?還是要和廣州及深圳競爭當「大灣區的龍頭」?這種不確定性(Uncertainty)會使他們舉棋不定,何去何從?移民?留港?真是費煞思量!也造成相當大的精神壓力。香港政府有沒有辦法挽留這些土生土長的人才,可能是本地興衰所繫。

話當說回來,不單要給中層人士能看到前景,所有香港市民都要認識前途所在,才能安心立命,精神才能穩定,才可以貢獻社會。所以精神健康服務的優次不獲提升,成立有權有責統籌精神健康服務的公署,仍止於紙上談兵,一切便成為無可奈何!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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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仲謀最新著作《疫時代精神海嘯》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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