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特殊問題

本文延續11月14日文章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精神心理健康協作平台」（簡稱「協作平台」）啟動典禮，暨「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20周年專業論壇的講話內容，好讓有興趣讀者可以一目了然。
「大灣區協作」是國家政策的一大方向，而香港特區最新《施政報告》，亦強調了這是未來的施政重點。
大灣區各大城市分擔不同角色，本港應在國際金融貿易上肩負起領導地位，而在其他方面則要和當中成員互相合作。最近，廣東省政府發表《「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推動「粵港澳居民統一身份認證」，進一步方便8600萬居民之需要。
其實，這個大趨勢回歸不久後便開始。香港大學於2012年在深圳設立醫院，中大亦於數年前決定在該地成立醫學院，形成本港6間大學進駐大灣區9個城市的格局。由前特首梁振英牽頭成立的「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於2022年9月開學。香港和內地在經濟、教育、科技和醫療各方面完全看齊，只剩半步之遙。

本會率先和大灣區「對口單位」建立合作平台，是順應潮流，各取所需。近月輿論對學生自殺率暴升嘩然，教育局連忙在中學推行暫定為期兩個月的「三層應急機制」。事實上，所有年齡層的自殺率都有上升勢頭，不少人在當下變動之歲月中，容易衍生不同形式的適應困難，形成輕生念頭，相信是世界性現象，香港當然不能獨善其身。
取長補短
目前，本港很多工種和行業皆人手短缺，庫房赤字連年，政府財政左支右絀，勢難應付額外支出，為今之計乃善用現有資源，還要透過和大灣區的合作夥伴，共同營造共贏條件，取長補短，形成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不過，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特殊問題，可以由本地持份者解決，如果當局採納中肯意見，便不必假手於人。筆者以下建議在11月3日於「協作平台」啟動禮中發表，當中大部分內容過往亦曾在本專欄刊出：
第一個原則就是世界衞生組織在2013年宣布「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健康」的金句。
二、「兩大挑戰」：1.單是抑鬱症在2030年會於各種疾病中，升上引致人類有「失能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的首位，已是現代社會其中一種最嚴重的負擔。2.誘發精神問題的原因非常複雜，當中包括社會環境和個人成長的遭遇等外在因素，必須由多元化專業團隊及跨部門綜合協調，作出針對性支援，才有望紓緩困境。然而，除了精神科醫生極度短缺外，其他有關的專業界別也出現人才荒；加上沒機構統整人手的有效編配，使精神健康服務始終沒法改善，不單捉襟見肘，情況還變得愈來愈嚴峻：確診抑鬱症人數由2018至2019年度的56100，增至現今的66000（沒求診之數目可能遠高於官方統計）。
就上述困局，我一貫提議「三項應對策略」：
1.做好預防工作，搞好精神心理健康教育（現時教育局向中、小學提供的「教材套」，成效有限；要將有關課題納入常規教學，才有望增強青少年對精神困擾的免疫力）。
2.訂立一套完整、可行及有前瞻性的精神健康政策；設定發展路線藍圖，及訂定達到目標的時間表。
3.設立一個有權力、有責任及有高透明度的統籌機構，去執行多元化專業團隊之服務和跨部門協作。
由個人開始
大灣區幅員遼闊，歷來屬於嶺南文化，但各自有其特殊性，自然產生應對問題的獨創方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協作平台」的啟動，將會促進4個目標：互相認識、相互合作、知識互傳、經驗互享，希望能配合國家復興大計，貢獻大中華區14億人口的福祉。
萬丈高樓從地起，我們首先要鞏固個人精神健康，調適生活起居習慣，實踐百利而無一害的作息：「運動破愁城，社交滅心魔；遠離煙酒毒，識食見艷陽。」可惜，特區政府政務繁重，未必能面面俱到，把精神健康服務放在最優先處理的項目中。「協作平台」的開展和產出實效，相信一定能喚醒全體關注。

由食衞局主動成立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始建於6年前，前主席黃仁龍資深大律師曾向當局提出多項有建設性的建議，居功至偉；卸任之後，不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陳腐思想，公開發表個人看法，筆者對當中內容深有同感；但願繼任此職的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醫生，能踵武前賢。
「粵港澳大灣區精神心理健康協作平台」（下）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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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仲謀最新著作《疫時代精神海嘯》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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