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個案增 加重社會負擔 提倡全民「精神疫苗」
雖然香港的整體經濟在疫後恢復得不似預期，但市面上仍然見到很多地盤在施工中，特別是由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共房屋和設施，其中包括幾間大醫院的擴建工程。面對本港人口日益嚴重的老化問題，當局增撥資源應付未來沉重負擔，的確有先見之明。
香港財政最大開支是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而三者關係又非常密切，及互為因果，加上房屋分配，便包涵幾乎所有民生問題。
本文集中探討醫療方面，特別專注抑鬱症大增問題。愈來愈多人患上抑鬱症，可為社會帶來沉重負擔。如何應對？筆者提倡「精神疫苗」……
特區近年的財政收入不佳，赤字驚人，儲備有枯竭之虞，傳聞會限制「樂悠卡」的應用；一葉之秋，政府必須表現量入為出的理財思維：「睇餸食飯」、節省開支、切勿好高騖遠。因為人力資源減少，而醫療經費卻大增。
最近，港大醫學院發表一個研究報告，指出由2023至2032年，10年間本地將會持續增加大量的抑鬱症病人，每年增多5.5萬，撇除通脹，預計公帑多支付25.1億的醫療成本，其中包括4.7億的精神科護理成本。研究團隊因應治理延誤，演變成為「難治型抑鬱症」的數字日多，醫療護理成本與日俱增，建議當局盡早介入，以節省資源，並減低重症的發生。
這個報告，實質上呼應了「世界衞生組織」的預測：2020年抑鬱症成為「人類負擔最大的疾病」的次席，而2030年更會躍升為首位。「負擔」的意義很廣泛，其中包括醫療費用、各種經濟支出、病人失去工作能力的成本、社區和家庭消耗的資源，總計是一個「天文數字」。根據過去的研究，平均每5名患上不程度抑鬱症的病人，只有1位正在求醫。另外，每7名患有抑鬱症，而不接受治療或得不到適當治療的病人，有1人會尋求自殺作為解脫。如果一名年輕力壯的專業人士自尋短見，其家庭和社會單在經濟上的損失，實在難以估計。
頑治性抑鬱症
為什麼抑鬱症在醫藥突飛猛進的年代，病人反而愈來愈多？筆者從事精神科治療已經41年了，目睹新藥物研發層出不窮，由早年的三環、四環素，到八十年代初的「血清素」橫空出世，接着是「去甲腎上腺素」的應市，最新是「噴鼻式」和「腦磁激」治療，但抑鬱症總是有增無減？首先所有新藥，到目前為止都不會宣稱可以根治抑鬱症，而重點宣傳是「強化紓緩症狀」（Greater symptom relief），和「有較長期的無症狀時間」（Longer symptom-free periods），意味抑鬱症會經常復發，同時出現更多「頑治性抑鬱症」。這種情況，以前是較少的。其實，精神病異於其他疾病，如傳染病，不是注射了疫苗和服用了針對性的抗生素，就可以消滅病毒和細菌，病人便可完全康復。
以前研究得出的結果是：城市居民患有精神問題的數字，較鄉郊村民多出約一半。現在很多地方城市和鄉村的界線已經十分模糊，再不能以兩種生活模式去區分。反觀從前的郊野生活，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極有規律，情緒較為穩定；二十世紀的香港，生活節奏急促，「24/7」工作不停，顛倒晨昏，為口奔馳，壓力無從宣洩，唯有獨自長期與手機為伍。
抑鬱症的爆發，一般認為除了遺傳因素影響外，還有後天的內外原因刺激而成。內在是因為大腦傳遞神經物質輸送失調；外在是成長過程種種挫折累積引起，例如：家庭糾紛、學業成績、男女感情、事業興衰和健康情況。所謂「心病還須心藥醫」，單靠精神科新藥物決不能有效解決問題，而是要調整社會的氛圍，例如：改變以成績為核心的教育制度。又因為外圍社會複雜多變，所以治療程序要依賴一組多元化的專業團隊；只憑醫生單打獨鬥，成效有限。所以，處理抑鬱症的支出會比想像中龐大得多。
抑鬱症的困擾可能綿延幾十年，患者病情起伏跌宕，失去工作能力，身心煎熬，內疚自責，相當痛苦，所以約14%有自殺念頭；還連累照顧者，使當中有40%罹患抑鬱。世衞預測5年後，抑鬱症將成「人類負擔最大的疾病」，是有根有據的，而全球在各方面損失，特別在經濟方面，真不可估量。
為今之計是「上醫醫未病」和「預防勝於治療」。本專欄已多次闡述有關簡單易行的措施，去紓緩社會不必要的壓力，及提醒市民保持正向思維，以樂觀態度和輕鬆心情面對逆境；還可參考筆者提倡的「精神疫苗」：「運動破愁城，社交滅心魔。遠離煙酒毒，識食見艷陽。睡眠十一七，生活不用急。手機適量用，家庭要和洽」。
否則抑鬱症的整體代價，必定是「天價」！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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