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童自殺數字飆升的反思

最近傳媒獲得很多數據，指出自新學年開課，學生的自殺率激增。
筆者於2021年11月2日在本專欄曾刊出一文，題為〈學童自殺飆升的警號〉，預示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就今年8至10月以來，有關學童自殺的新聞報道比去年同期多出一倍，警方罕有地於港島總區舉行一個「校園危機處理及預防學生自殺分享會」，將一些有關數字公開，給市民參考，並呼籲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加倍留意。
與此同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在不同場合分析數據，並提出相關意見。另一方面，考評局公布了因疫情而停辦3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測試小三、小六和中三在中、英、數三科的普遍學能成績，錄得達標率均下跌的現象，而且跌至有紀錄以來的新低。如果我們將自殺率增加，連繫於學能成績大幅倒退作為探討的其中一個依據，相信雖不中不遠矣。
某些教育界人士認為上述現象，不應大驚小怪，因為這是全世界自疫情過後的普遍趨勢，只要學校加一點勁就可以重回正軌。不過，筆者覺得社會不能將此等事件的相互關係掉以輕心，置若罔聞。
上樑不正
有人分析學生自殺數字大增原因乃基於瘟疫的影響：由於3年疫情之中，學生主要上「網課」，老師不能直接考核和敦促他們的學習進度，課堂相當自由輕鬆，又可免於和同儕之間相互比較所產生的壓力。本學年全面恢復正常授課，學生一早舟車勞頓，而某些較重視學業成績的學校，可能要求老師增加教學力度，以趕快讓學生追上原有課程進度，使部分同學有吃不消的感覺。這種情況實在有普遍性，只是各校程度不同，各師各法，家長亦樂於接受；學校的行政當局為了向校董會交代，必會羅列各科「補課」的清單。
部分學生不能適應學習環境生態，產生焦慮和抑鬱，教育界的持份者必不可忽視。面對突然發生學生自殺急增的問題，又有人提議學校不要急於追趕課程，需放慢腳步，讓學生逐漸適應；教育局副局長更提出學校應該增加休息時間，好給同學有充足交流及喘息機會。還有人建議鎖上學校天台的大門，禁止學生進入，並加高走廊圍欄，減少他們在校內輕生的可能性。其實這些措施乃「最後防線」，是捨本逐末的方法。學校的防禦措施當然有一定作用，以防止學生在校內遇到重大挫折，一時衝動，做出失去理性的極端行為。總言之，大家商討，找出本港社會有什麼問題會導致學童自殺，才是治本的最佳辦法。
大部分學生都是心智還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在各方面皆不能獲得絕對自主，例如：法律上不能簽署合約。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及以後產生之反應，是直接和間接受到成年人影響，特別家長和老師。如果主導社會的成年人其身不正，就會對兒童產生很多負面效果，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整個社會的制度和氛圍由成人主宰，於是孩子成長模式自然受既定環境所塑造。上周，小學派位結果公布，新聞媒體報道仍然有不少家長對兒女能否入讀心儀名校而忐忑不安。過分注重學業成績的「集體意識」始終揮之不去，香港教育制度只會被牽着鼻子走。

救救孩子
剛巧香港心理衞生會於本年1至9月，調查本地18歲以上男士的精神健康狀況，結果發現逾30%受訪者有中至高度「精神健康風險」，其中57%的年齡介乎35至54歲。成年人閱歷較深，自主性較強，相比青少年有較佳抵禦精神壓力的能耐。學童自殺情況日趨嚴峻，反映整個社會有深層次問題，青少年便成為最先受害的一群。香港經濟前景不明朗，生活擠迫的情況尚待解決，家庭內裏矛盾叢生，屢屢變成衝突，直接傷害兒童心靈；離婚率居高不下（2020年是58%），最受影響當然是未成年的孩子。

話說回頭，警方「插手」學童自殺問題，率先召開「分享會」，似乎越俎代庖，我卻覺得無可厚非；而要承擔責任的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和醫管局（自殺學生多數有精神病），就沒作出適時和有建設性的反應，顯示有關當局未有周詳治本方法，且看急就章的「三層應對方案」，是否有治標之效。
香港精神科學院作出迅速回應，提出其看法和呼籲，我絕對贊同，希望大家合力「救救孩子」。
撰文 :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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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仲謀最新著作《疫時代精神海嘯》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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