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公共衞生 加強捍衞健康

香港防治新冠肺炎的抗疫行動主要由袁國勇醫生、張竹君醫生和梁卓偉教授等專家領頭。他們在疫情爆發前已享譽於各自的專業領域，今天更是家喻戶曉的名字。無獨有偶，他們為人知曉的都是公共衞生專家的身份，而不是其臨床履歷，但一般市民能輕易分辨這兩種角色嗎？

兩者間最大的分別在於，公共衞生以整體人口為對象，臨床診症則針對個別病人為主。兩種專業對健全的醫療系統可說是同樣重要。當有人懷疑染病時，臨床醫生會為病人診症、控制徵狀、提供治療；公共衞生專家卻不一樣。

「追蹤緊密接觸者」、「診斷測試」、「隔離個案」和「緊密接觸者檢疫」等術語，均是新冠疫情中成為我們的日常用語，也是公共衞生人員的恒常職責。例如有「疾病偵探」之稱的流行病學家會調查社區爆發病因，找出有染病風險的人，並製作「疾病地圖」（如衞生防護中心就冠狀病毒的香港最新情況製作的電子地圖等），以防止疾病蔓延或在特定群組中再次爆發。

保障社區之重要角色

公共衞生學涉獵甚廣，涵蓋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傳染病控制及健康服務管理等多個範疇。一直以來，公共衞生從業員在保障社區、國家以至全球不受疾病侵害中扮演重要角色，積極協調有關嚴重急性呼吸道系統綜合症（沙士）、伊波拉病毒、中東呼吸綜合症及天災等應對行動。除了處理緊急衞生危機外，公共衞生學還會關注糖尿病和肥胖等非傳染病，以及濫用藥物等問題行為。

醫院管理局前行政總裁黃譚智媛醫生早前與我們的對話中，指出公共衞生學家必須能夠掌握多門知識，尤其是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及農業的概念。她提出近年一些嶄新的大學課程設計令人鼓舞，如香港大學推出的環球衞生及發展文理學士課程，和香港科技大學的環境健康及安全碩士課程等，均結合了醫學、建築、商業及經濟、法律以至海洋科學等不同學系。不過，黃醫生認為我們仍需要更全面的改革，為執業普通科醫生及家庭醫生持續提供基本公共衞生訓練。

公共衞生基建未達標

自2月以來，市民對前線醫護的認同與日俱增，卻似乎忘卻了同樣站在抗疫前線的公共衞生人員。香港缺少公共衞生基建和人才已是公認事實。根據美國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辦事處的定義，公共衞生基建包括：專業能力和資格兼備的勞動力、最新數據及資訊系統，以及能夠評估和回應公共衞生需求的機構。持續維持這些基建的應變力需要穩定的資金來源，可惜香港至今仍未達標。

本港有關公共衞生基建及勞動力發展之討論，可追溯至1999年以醫療改革為題的《哈佛報告》。但時至2020年，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醫療體系、政策及管理學部主管、公共衞生學講座教授楊永強教授仍要在公共論壇上重申：

「……大家根本不重視這些人（公共衞生人員）。我已向政府建議多投資於培訓公共衞生人員，令更多人能攻讀公共衞生學位，以服務社區。」

預防工作是公共衞生的核心職責。然而，香港最新的預防護理開支只佔醫療衞生總開支的2.9%。保守的開支比率自1989至1990年起從未改變，即使沙士後的2003至2004年一度調升至4.3%，之後數年亦再劇減。

多年來，超過一半的醫療衞生開支都是花在診斷和治療病人上，這進一步反映香港醫療制度以醫院為中心，偏重第二及第三層醫療護理的現象。

業界欠缺穩定的資金來源，不但難以招聘及挽留人才，更遑論為未來衞生危機作前瞻性的人手規劃。現時，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是全港唯一提供公共衞生學士課程的機構，首年收生32人。縱然加上港大及中大的碩士畢業生，每年香港新培訓的公共衞生專才仍不及醫科畢業生的一半。即使經歷過沙士和禽流感後，香港對公共衞生專業仍然輕視，令人失望。

撥款側重醫學院參與

公共衞生與臨床診症缺一不可，對此我們必須加強提升公眾認知，改變掌握資源分配的政府以至社會各階層對公共衞生行業的忽視。正如港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知識交流）暨政府中央政策組前成員白景崇教授指出，雖然現時政府向中大及港大醫學院撥款研究新冠肺炎乃出於好意，卻難收長期效果，因為撥款機制依然側重醫學院參與，漠視了當中關連密切而跨專業的公共衞生學界。

現時新冠肺炎疫情緩和的背後原因眾多，其一正是政府較以往更願聆聽公共衞生專家的意見。然而，新冠肺炎為振興公共衞生專業的最後警示：若然我們未能盡快解決公共衞生與臨床護理複雜的失衡問題，代價將是全體市民的健康。

撰文：李君兒_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Maira Qamar_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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