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最危險的地方就最安全

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Owen）經歷過本地兩場重大疫症，作為傳染病專家的他再度上前線。Owen是本地培訓的第一批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在澳洲進修，並去過偏遠的所羅門群島做研究調查，最後仍選擇回港，填補此地的服務空缺。沙士時目睹同事一個個倒下，更讓他明白感染控制工序不能馬虎，再度面對是次疫情，也有了更多經驗。
雖然疫情反覆，他深信既來之則安之，「這麼多年我們面對過這麼多的傳染病，也是照樣處理。」每天在專門接收傳染病病人的大樓工作，他笑言最危險的地方就最安全，因為有足夠措施預防感染，相信比其他地方更有保障。
瑪嘉烈醫院的傳染病醫療中心保安嚴密，連訪客的神情都變得特別緊張，在其中工作多時的Owen則保持一貫的輕鬆自若神態，笑言這裏才是全醫院最安全的地方。

從九十年代鑽研傳染病專科至今，他自嘲：「我沒想過這輩子會經歷兩次這麼重要的大型爆發，在退休前再處理第二次。」疫情反覆，他保持平常心應對，「香港死亡率低，全世界死亡率也不高，高死亡率的地方主要是因為醫療系統無法負荷，讓許多人無法得到及時醫治，如今也有防疫針出現，雖然未必可以防到感染，但一定可防死亡。」
從醫多年，Owen小時候卻是個沒有什麼目標的少年，後來得病入院多次，才開始對醫學感興趣。成長時正值火紅年代，進大學時他選擇了社會科學，希望可以幫忙解決社會問題，卻覺得很不適合，毅然退學再重考醫科。「當年入大學不容易，我退學再考，許多人都說我儍。我那時是破釜沉舟，不打算回頭。」最後他以優異成績同時獲香港和英國的大學錄取，「我選擇了學費較便宜的香港」。

工作過勞患上肺炎
Owen的事業選擇，似乎總與他得病有關。實習時被派到瑪嘉烈醫院內科，工作繁重，一個月有15天on call，「每天做到凌晨1點多才完成手上工作，很多時甚至超過1點。如今我們也不會這樣對待學生（笑）。」工作過勞，抵抗力差，醫院環境不佳，最後他辛苦到患上肺炎，「請了兩天病假，馬上又上班。」回憶起來，應該是從病房感染。「那時是1992年，感染控制訓練不太到位，沒有很嚴格的隔離措施，大病房像是戰地醫院，用帆布床。」因為得病，他親身嘗試一隻剛獲批的肺炎藥物，做白老鼠印證效果，這次經歷沒有嚇怕他，反而讓他對傳染病產生興趣。
當時大學仍未有傳染病專科，進修要靠自己。「主要從期刊獲得更多新知識，或向前輩請教。」後來他辭職到澳洲進修熱帶衞生學碩士，有機會去熱帶地方做研究和實習，他選擇了所羅門群島。「大家聽到，都會問：嘩！什麼地方來的？完全不熟悉，我覺得這樣才正。」他在當地沒享受好山好水，而是深入遊客不會去的小島，進入簡陋落後的村落研究瘧疾。
當地連路也沒有，房子都以石頭和草搭成，水要自己打，廁所只是山野中挖一個洞解決，沒有電，他們的儀器靠手提發電機推動，一天只能開一小時。天氣炎熱，他睡在海邊的小茅屋，夜裏被怪聲吵醒，原來是有蟹跑進屋裏，「電筒一照，我心想被他鉗一吓便不得了。」
以身體為餌捉蚊子
他在那邊3個月，感覺也頗辛苦。團隊工作忙碌，要為小朋友抽血，檢查他們帶有多少瘧疾原菌，也要跟當地人聊天，看看他們對瘧疾有多少認識，並要到不同地方的水源取樣，培育幼蟲，研究蚊的品種，「培育成功，卻被蟻吃掉了，只剩下翅膀。」

而他另一個重要工作就是以自己身體為餌捉蚊，要在屋內外不同地點守候，用非常原始的硬管駁軟管裝置，等蚊子停好在身上開始咬進皮膚，就馬上把蚊吸進管內，用來研究傳播瘧疾的蚊子種類。「從早捉到晚，睡覺時間也要捉，統計每小時瘧蚊的數量和種類。」為了防止感染瘧疾，他要預先吃預防藥物，「吃後很暈很累」。語言不通，他透過翻譯跟當地人建立友誼，走的時候村民更舉辦特別儀式歡送。「雖然辛苦到瘦了18磅，但也是很開心的經歷。」
這次經歷讓他更享受傳染病工作。「傳染病的病人相對年輕，溝通到，把他們治好了，很快就回復正常，讓人很有滿足感。」澳洲畢業後，他在那邊工作了一陣子，老師黎錫滔認為他的訓練可幫助更多港人，極力鼓勵他回港，他就在1997年回流。當時傳染病專科訓練才剛起步，只有瑪嘉烈醫院有這樣的設施，完成培訓後不久，就碰上2003年的沙士。
沙士經歷，對所有人來說都震撼。「最初我做的傳染病都是沒有什麼人死，如登革熱、瘧疾、腸熱病、霍亂、痢疾、肝炎、愛滋病、禽流感，沒有大型的社區爆發，因此我們的準備不太足夠。」擁有隔離病房的瑪嘉烈醫院在當年的3月6日收了第一個來自越南的沙士病人，「一個禮拜多後就死了，也不知道是感染了什麼，只知道是嚴重肺炎。」
原來在2月底，來自內地的教授已經在香港把病毒傳開，引發國際爆發，隨後是威爾斯醫院和淘大花園爆發，不少人被送到瑪嘉烈，3月底他們就轉型成傳染病醫院。「每天100個病人，大部分有病徵，兩成需要深切治療，但我們深切治療的病床只有十多張，約一個星期我們就支持不住。」要分流至全港其他醫院。
經驗少，病毒新，死亡率高，他卻明白自己不能崩潰或退縮，「在我們轉做傳染病醫院前，傳染病樓層的護士和醫生都很擔心，對我哭訴，甚至有人立刻辭職或申請調走，如果我也支持不住，大家更不知怎辦，只能盡量安慰他們。」他表示，當年傳染病控制的知識不如現在豐富，「只是戴個口罩穿了罩袍就走進去病房，但基本的訓練也是有的。」
那時他的孩子仍小，他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不敢回家，也憂慮自己會出事，幸好妻子全力支持，「我老婆好硬淨，即使我不在，她也能照顧整個家，一個人帶兩個小朋友，很吃力，很辛苦。而我性格不太緊張，覺得小心些應該沒有問題，我有信仰，因此不太擔心。」

新冠沙士最大分別
看到不斷有同事感染，逐一倒下，他也覺得很難受，尤其是當時深切治療部可說是「全軍覆沒」，「只有兩位醫生沒事，要外來的醫生過去幫手。這讓我明白，有些事的確不可以急，一急就容易準備不足，面對傳染病是大忌。」沙士來得快也去得快，到6月左右就完全消失。其後政府投入更多資源在傳染病治療上，2007年成立傳染病中心，他一直在那裏工作，不斷晉升，至2011年獲任命為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他認為跟沙士的最大分別在於許多病人都沒有病徵，卻有傳播能力，而需要深切治療的病人比例相對較少，因此本地醫療系統尚能應付。「沙士的感染控制、應對準備、病人追蹤、深切治療等經驗，也可應用於這次疫情。」新冠前，香港經歷過禽流感、豬流感，以及中東呼吸綜合症、伊波拉病毒的懷疑個案，處理過來自世界各地的病人，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訓練。「這次我們有了準備，也不是很擔心。」

這次處理疫情，他的角色已不同，面對團隊的憂慮，他除了多解釋，也親身上前線做dirty team照顧病人，他笑道：「做老細不能不落水的。」起初為免傳染家人，他一個月沒有回家，笑言家人早已習慣，「小朋友都已工作，我年紀大了，就算去世也無所謂（笑），但也不是那麼容易，始終我在這方面有經驗，對硬件也有信心，全港有約1400張隔離病床，感染控制的培訓增加很多，傳染病醫生數目也多了很多，有信心處理大型社區爆發。」
沙士時他還是一個普通醫生，要照顧家庭、讀書和考試，也要做培訓工作、醫治病人，連續on call，「真是身心靈都很累，那時我未通過專業試已結婚和有了小朋友，是有一段時間在拉扯和掙扎。」如今他少上前線，卻有很多行政工作。這些年來，他最感謝妻子的支持，笑指家人經常投訴，自己也覺得虧欠，「小朋友最需要我的時間，我未必能分很多時間給他們。」

曾德賢（Owen）小檔案
出生地點：香港
職銜：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瑪嘉烈醫院內科顧問醫生（內科及老人科部）
專業資格：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澳洲昆士蘭大學熱帶衞生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感染及傳染病學碩士、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內科）等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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