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最危險的地方就最安全

張綺霞 | 2021-12-27

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Owen)經歷過本地兩場重大疫症,作為傳染病專家的他再度上前線。Owen是本地培訓的第一批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在澳洲進修,並去過偏遠的所羅門群島做研究調查,最後仍選擇回港,填補此地的服務空缺。沙士時目睹同事一個個倒下,更讓他明白感染控制工序不能馬虎,再度面對是次疫情,也有了更多經驗。
雖然疫情反覆,他深信既來之則安之,「這麼多年我們面對過這麼多的傳染病,也是照樣處理。」每天在專門接收傳染病病人的大樓工作,他笑言最危險的地方就最安全,因為有足夠措施預防感染,相信比其他地方更有保障。
瑪嘉烈醫院的傳染病醫療中心保安嚴密,連訪客的神情都變得特別緊張,在其中工作多時的Owen則保持一貫的輕鬆自若神態,笑言這裏才是全醫院最安全的地方。

Owen(右)多年來幫助香港渡過不少傳染病危機,2009年曾獲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受訪者圖片)


從九十年代鑽研傳染病專科至今,他自嘲:「我沒想過這輩子會經歷兩次這麼重要的大型爆發,在退休前再處理第二次。」疫情反覆,他保持平常心應對,「香港死亡率低,全世界死亡率也不高,高死亡率的地方主要是因為醫療系統無法負荷,讓許多人無法得到及時醫治,如今也有防疫針出現,雖然未必可以防到感染,但一定可防死亡。」
從醫多年,Owen小時候卻是個沒有什麼目標的少年,後來得病入院多次,才開始對醫學感興趣。成長時正值火紅年代,進大學時他選擇了社會科學,希望可以幫忙解決社會問題,卻覺得很不適合,毅然退學再重考醫科。「當年入大學不容易,我退學再考,許多人都說我儍。我那時是破釜沉舟,不打算回頭。」最後他以優異成績同時獲香港和英國的大學錄取,「我選擇了學費較便宜的香港」。

Owen空閒時會以跑步減壓,他2017年參加過10公里慈善跑。(受訪者圖片)

工作過勞患上肺炎
Owen的事業選擇,似乎總與他得病有關。實習時被派到瑪嘉烈醫院內科,工作繁重,一個月有15天on call,「每天做到凌晨1點多才完成手上工作,很多時甚至超過1點。如今我們也不會這樣對待學生(笑)。」工作過勞,抵抗力差,醫院環境不佳,最後他辛苦到患上肺炎,「請了兩天病假,馬上又上班。」回憶起來,應該是從病房感染。「那時是1992年,感染控制訓練不太到位,沒有很嚴格的隔離措施,大病房像是戰地醫院,用帆布床。」因為得病,他親身嘗試一隻剛獲批的肺炎藥物,做白老鼠印證效果,這次經歷沒有嚇怕他,反而讓他對傳染病產生興趣。
當時大學仍未有傳染病專科,進修要靠自己。「主要從期刊獲得更多新知識,或向前輩請教。」後來他辭職到澳洲進修熱帶衞生學碩士,有機會去熱帶地方做研究和實習,他選擇了所羅門群島。「大家聽到,都會問:嘩!什麼地方來的?完全不熟悉,我覺得這樣才正。」他在當地沒享受好山好水,而是深入遊客不會去的小島,進入簡陋落後的村落研究瘧疾。
當地連路也沒有,房子都以石頭和草搭成,水要自己打,廁所只是山野中挖一個洞解決,沒有電,他們的儀器靠手提發電機推動,一天只能開一小時。天氣炎熱,他睡在海邊的小茅屋,夜裏被怪聲吵醒,原來是有蟹跑進屋裏,「電筒一照,我心想被他鉗一吓便不得了。」
以身體為餌捉蚊子
他在那邊3個月,感覺也頗辛苦。團隊工作忙碌,要為小朋友抽血,檢查他們帶有多少瘧疾原菌,也要跟當地人聊天,看看他們對瘧疾有多少認識,並要到不同地方的水源取樣,培育幼蟲,研究蚊的品種,「培育成功,卻被蟻吃掉了,只剩下翅膀。」

Owen在澳洲修讀熱帶衞生學時,到所羅門群島以身體做餌捉蚊研究瘧疾。(受訪者圖片)

而他另一個重要工作就是以自己身體為餌捉蚊,要在屋內外不同地點守候,用非常原始的硬管駁軟管裝置,等蚊子停好在身上開始咬進皮膚,就馬上把蚊吸進管內,用來研究傳播瘧疾的蚊子種類。「從早捉到晚,睡覺時間也要捉,統計每小時瘧蚊的數量和種類。」為了防止感染瘧疾,他要預先吃預防藥物,「吃後很暈很累」。語言不通,他透過翻譯跟當地人建立友誼,走的時候村民更舉辦特別儀式歡送。「雖然辛苦到瘦了18磅,但也是很開心的經歷。」
這次經歷讓他更享受傳染病工作。「傳染病的病人相對年輕,溝通到,把他們治好了,很快就回復正常,讓人很有滿足感。」澳洲畢業後,他在那邊工作了一陣子,老師黎錫滔認為他的訓練可幫助更多港人,極力鼓勵他回港,他就在1997年回流。當時傳染病專科訓練才剛起步,只有瑪嘉烈醫院有這樣的設施,完成培訓後不久,就碰上2003年的沙士。
沙士經歷,對所有人來說都震撼。「最初我做的傳染病都是沒有什麼人死,如登革熱、瘧疾、腸熱病、霍亂、痢疾、肝炎、愛滋病、禽流感,沒有大型的社區爆發,因此我們的準備不太足夠。」擁有隔離病房的瑪嘉烈醫院在當年的3月6日收了第一個來自越南的沙士病人,「一個禮拜多後就死了,也不知道是感染了什麼,只知道是嚴重肺炎。」
原來在2月底,來自內地的教授已經在香港把病毒傳開,引發國際爆發,隨後是威爾斯醫院和淘大花園爆發,不少人被送到瑪嘉烈,3月底他們就轉型成傳染病醫院。「每天100個病人,大部分有病徵,兩成需要深切治療,但我們深切治療的病床只有十多張,約一個星期我們就支持不住。」要分流至全港其他醫院。
經驗少,病毒新,死亡率高,他卻明白自己不能崩潰或退縮,「在我們轉做傳染病醫院前,傳染病樓層的護士和醫生都很擔心,對我哭訴,甚至有人立刻辭職或申請調走,如果我也支持不住,大家更不知怎辦,只能盡量安慰他們。」他表示,當年傳染病控制的知識不如現在豐富,「只是戴個口罩穿了罩袍就走進去病房,但基本的訓練也是有的。」
那時他的孩子仍小,他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不敢回家,也憂慮自己會出事,幸好妻子全力支持,「我老婆好硬淨,即使我不在,她也能照顧整個家,一個人帶兩個小朋友,很吃力,很辛苦。而我性格不太緊張,覺得小心些應該沒有問題,我有信仰,因此不太擔心。」
Owen(中)與傳染病中心的醫生團隊合照,他們都是抗疫功臣。(受訪者圖片)

新冠沙士最大分別
看到不斷有同事感染,逐一倒下,他也覺得很難受,尤其是當時深切治療部可說是「全軍覆沒」,「只有兩位醫生沒事,要外來的醫生過去幫手。這讓我明白,有些事的確不可以急,一急就容易準備不足,面對傳染病是大忌。」沙士來得快也去得快,到6月左右就完全消失。其後政府投入更多資源在傳染病治療上,2007年成立傳染病中心,他一直在那裏工作,不斷晉升,至2011年獲任命為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他認為跟沙士的最大分別在於許多病人都沒有病徵,卻有傳播能力,而需要深切治療的病人比例相對較少,因此本地醫療系統尚能應付。「沙士的感染控制、應對準備、病人追蹤、深切治療等經驗,也可應用於這次疫情。」新冠前,香港經歷過禽流感、豬流感,以及中東呼吸綜合症、伊波拉病毒的懷疑個案,處理過來自世界各地的病人,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訓練。「這次我們有了準備,也不是很擔心。」
Owen(左)的子女都已長大,小女兒(右二)在英國畢業時,他和家人前往觀禮。(受訪者圖片)

這次處理疫情,他的角色已不同,面對團隊的憂慮,他除了多解釋,也親身上前線做dirty team照顧病人,他笑道:「做老細不能不落水的。」起初為免傳染家人,他一個月沒有回家,笑言家人早已習慣,「小朋友都已工作,我年紀大了,就算去世也無所謂(笑),但也不是那麼容易,始終我在這方面有經驗,對硬件也有信心,全港有約1400張隔離病床,感染控制的培訓增加很多,傳染病醫生數目也多了很多,有信心處理大型社區爆發。」
沙士時他還是一個普通醫生,要照顧家庭、讀書和考試,也要做培訓工作、醫治病人,連續on call,「真是身心靈都很累,那時我未通過專業試已結婚和有了小朋友,是有一段時間在拉扯和掙扎。」如今他少上前線,卻有很多行政工作。這些年來,他最感謝妻子的支持,笑指家人經常投訴,自己也覺得虧欠,「小朋友最需要我的時間,我未必能分很多時間給他們。」

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面對人生中第二場大型疫症,抱着平常心看待。(吳楚勤攝)

曾德賢(Owen)小檔案
出生地點:香港
職銜: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瑪嘉烈醫院內科顧問醫生(內科及老人科部)
專業資格: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澳洲昆士蘭大學熱帶衞生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感染及傳染病學碩士、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內科)等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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